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二元性的制度体系是制约中国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当前的住房制度更是成为制约农民身份转变、定居城市、同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关键障碍。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后，城市福利住房体制解体、基本住房保障体系严重缺失，城乡住房的合法流通、交易渠道更是被完全阻断，由此极大地提高了农民进入和定居城市的经济、社会成本。二元的住房制度体系是继劳动品、劳动力之后又一次对资本与空间的剥夺，其本质上压缩了城镇化的经济成本，但也造成了社会成本的逐渐积累、不断加重——基于住房为扭结点的制度约束越来越突出，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顺畅进行。基于此，通过对当前国内一些地方实践的反思与剖析，提出有关城乡一体住房制度设计的相关设想。
图1 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回顾：一个不断压缩城镇化经济成本的过程 Fig.1 Review of urbanization dynamic mechanism:a compressed process of economic costs of urbanization 
2.1 通过固化劳动品价值压缩城镇化的成本 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确立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在恢复了连年战争中一度瘫痪的国民经济后，摆在中央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实现将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的问题。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是必由之路。当时中央政府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改变中国落后贫穷的面貌，才能最终解决农民的问题[8]。在工业门类的选择上，根据当时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判断和对国防装备的需求，借鉴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制订了依靠建立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来推行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由此，在快速建立共和国工业体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这一时期，政府为了强化对农业要素的配置权，通过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限制农民进城就业，限制城乡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并逐渐强化。这种限制首先是从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开始[8]，切断农民对农业剩余产品的自由支配权，禁止可以作为资本的农副产品的自由流动，剩余粮食统一由国家来收购；在城市方面，国家禁止农民自由流向城市，对城市居民实行粮食的定量供应。 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被政府强行干预，取而代之的是严格按照计划实施的调拨和交换。工农业产品通过政府人为的定价，各自价值被固化，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调控，形成典型的“剪刀差”(scissors gap)。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在政府规定的统购统销的价格水平下，农民在出售农产品时少收入，在购买工业产品时多支出，两者之和即为当时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存在的“剪刀差”。计划经济时期农业为城市及其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积累分为3种方式：税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储蓄方式[9]。“剪刀差”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式。“一五”以来，农业的资金累积数量，绝大部分没有回归到农业的再生产中，82%的农业累积价值净流出，用以支持城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再生产。在1952-1990年间，“剪刀差”对工业化提供的全部资金积累中占了70%(表1)。正是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形成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完成了对农产品的剥夺，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原始的资金积累和稳定的原材料来源，使得新中国的工业获得了保护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