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宝友 编写） 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应用经济学教授伯纳德·Ｌ· 温斯坦博士在美国《挑战》杂志１９９６年３—４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发展中的 中国内地：从自给自足到无政府状态？》的文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别等 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和政策选择提出了自己的观 作者指出，从表面上看，中国由中央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非 常成功，经济发展引人注目，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伴随着通货膨胀、国有企 业亏损、收入分配失衡、贪污腐化等问题，尤其是沿海省份与内地之间经济发展 差别日益悬殊，内地没有出现新的繁荣。因此，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加快内地发展 ，是近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 作者认为，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不同，它正在以危险的高速 度发展，而且同时在进行工业革命和后工业革命（也就是说，制造业和服务业协 同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它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客观上存在着限制人口增长 和人口流动的必要性。因此西方经验对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适用性是有 限的。事实上，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可以被称为“中国经济”的真正统一的政治单 位。中国像大多数大国一样，是一个地区经济的聚合体，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 同，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同。从中国经济体制的不统一性中可以得出两点具有 重要政策意义的推论：第一，中央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各个地区和省市将产生 不同的影响。第二，中央的经济政策事实上是区域发展政策。 关于工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关系，作者认为，在中国目前条件下，两者很可 能是同一个东西，因为区域发展从理想上讲应当是建立在工业优势和机遇上的。 从历史上看，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实际上一直都是都市现象，迅速发展首先发生在 大都会区，然后扩散到城市近郊地区，最后是城市远郊地区。根据专家学者的预 测，一种被称作“城邦”的新范例将在２１世纪的全球经济中，尤其是太平洋沿 岸地区居支配地位。新加坡、香港、东京和洛杉矶等只是扩大的都市化地区的几 个例子，它们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主要的制造业、贸易、信息和金融中心。在这 种背景下，把中国的国内资源和外国投资直接投入和重新调配到落后的内陆地区 可能会证明是没有效益的。前苏联和西方的经验证明，用某种“地区平衡”的办 法来分散工业布局，通常是不成功的。这样做代价太大，会导致稀缺的人力、技 术和资金资源的严重的配置不当。但是，由于中国内地人口众多，完全不受控制 的人员流动会造成不断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加之大城市从物质上讲不可能再容纳 ５至１０亿人，因此，中国必须奉行鼓励发展内地工业的战略方针，即使这样做 会导致某种资源分配不当。为了使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决策者在确定经济区时 应当以交易关系而不是以政治分界为基础。在这方面，京津走廊地区是一个好榜 样，它拥有近２０００万人口、有互补的工业和基础设施。 关于区域发展的目标，作者认为，拟定区域发展计划应当有明确的经济目标 ，它们包括创造就业岗位、提高人均实际收入、收入再分配、减少贫困、提高生 活质量、拓宽当地经济基础、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这些目标有些是互补的，有 些可能是矛盾的。例如，如果强调减少贫困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就会与旨在提高 效率的政策发生冲突，而后者应是区域发展计划的首要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 区域发展可能会减少贫困、改善收入分配，也可能不会。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 有启发意义。美国虽然从未采取过明确的区域发展政策，但在过去６０年中却发 生了地区收入大幅度趋同的现象。譬如，１９３０年，南方的收入低于全国标准 ５０％，北方的收入则高出３０％，到了１９９０年，南方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１０％，东北部只高出１０％。但同一时期，美国在减少总的贫困范围方面获 得的成就很有限，目前美国官方公布的贫困率为１５％，是中国的两倍多。此外 ，虽然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缩小了，但在一些地方，同一地区内部的收入差 别实际上扩大了。 关于鼓励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作者认为，在鼓励区域经济发展中，有九种 政策选择对中国区域经济运行状况具有重大影响，它们是： １、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政策包括对市场进行货币、财政和行政干预。虽然中国不可能专门为不 同地区制定各不相同的宏观政策，但是，货币发行量、利率、税收和支出水准以 及价格管理的变化，总会产生不同的区域性影响。因此，宏观政策决策者们应当 对决策的区域性后果十分敏感。 ２、政府间转移支付、拨款和补贴 为了提高工业效率和国际竞争能力，也为了遵守关贸总协定的规划，中国要 继续坚持削减补贴的方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靠价格信号来驱动，而补贴则使 这些信号失真。就拨款和其他政府间转移支付而言，西方的经验没有积极意义， 因为拨款形成过程像直接支出过程一样变得政治化了。此外，北美和欧洲国家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