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以后，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制度变革层层递进，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解体过程加速，而新的结构体系以及民族—国家权威却未能同步建立，从而社会失序加重，基层社会变乱层出不穷。在日见频繁且剧烈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进程中，酿成了上世纪30年代之际持续不绝的乡村危机。关于乡村危机的研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中国乡村研究和调查的成果中就已涉及较多，但对其形成原因的讨论大多限于列举型①，以至于“我们很难将他们各自描述的农村社会叠加起来”②，“没有充分的对比，因而很难发现动态的联系和规律”③。近年也有不少学者著文论及上世纪30年代的“农业危机”④，且认为导致30年代前期中国农业大危机的深层原因是近代以来农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下降等⑤。李金铮试图从农民生活的贫困及其成因角度入手⑥，分析了导致农民生活贫困的七个因素，它们依次是：土地不足，生产力低下，家庭手工业步履维艰，商品交换中的弱势地位，乡村金融枯竭和高利贷，租税剥削，天灾人祸等；其中，耕地不足、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频繁的天灾人祸是导致农民贫困的最重要原因。但由此引申的问题是，在这些因素中哪些是主导之因?或者说这些因素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此外，这些因素是偶然凑聚于20世纪前期，还是历史演进的必然所致等等，均未有较深入的讨论。因此，进一步的追问不仅提示出，这些因素的列举确实不足以解释乡村危机的形成，或许从另一角度说明，这些因素恐怕还不能成为乡村危机的深层致因。黄宗智在《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讨论了近代小农经济的演变特征，认为“世界经济并没有使小农经济崩溃，只是促使小农经济沿着原先变化的道路更向前推进。二十世纪的变化形式与原则，和过去基本相同：经济作物的种植，同时提高了小农的收益和成本，因而导致了他们的分化。”⑦但黄著在另一处又说：“西欧的小农经济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改造时，中国的小农经济却在日益内卷化。”而“这些差别”，“同时也是促成十九、二十世纪大规模农民运动的乡村危机的根源。”⑧其中论述的矛盾显然可见：因为没有“小农的经济崩溃”，“乡村危机”事实上也不能成立；同时，“小农的日益内卷化”究竟是乡村危机的根源，还是“乡村危机”本身?也还值得讨论。黄著论证重点只在“内卷化”本身，对乡村危机未能深究，是情理中事。但是，这也提示这一问题仍具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 显然，历史地认识和科学地揭示此一时期乡村危机的时代特征及其深层根源，并对各种应对政策和措施进行总结和凝练，对于我们当前之现代化建设及其“社会建设理论”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20世纪以来乡村社会秩序动荡加剧，变乱四起。从1901年始，涌动于社会底层的“民变”连绵不绝，“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它与清王朝的所谓“新政”一起，构成晚清上层力量与下层民众作用于社会的互动态势⑨。据现有的研究成果估计⑩，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至宣统三年(1911)八月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共发生民变1028起(马自毅统计为1300多起(11)。“清末民变的年发生率超过了清中期的数十、数百甚至数千倍，比之甲午战争前后也有大幅度上升”(12)。从年份上看，民变主要集中在1906年(133起)、1907年(139起)、1909年(116起)、1910年(217起)和1911年(108起)。与传统时代集中于“官民”矛盾(即“官逼民反”的一般特征)的态势有所不同，新世纪的“民变”风潮一开始就呈现出“结构性”社会矛盾特有的复杂性和多向性。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趋向是，民变风潮中的“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13)。 晚清基层社会变乱日趋频繁，其基本态势一方面呈现为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另一方面呈现为乡村权势与乡民群体的对立。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基本的社会矛盾。非但如此，乡村地方权势阶层反而借助于革命之变，不断强化和扩展着自己的权力空间。据1912年2月1日《民立报》的《苏州通信》记载：苏州光复后，为替军政府筹集饷需，苏州“田业会”(乡绅地主组织)设立了“租粮并收局”，借以加强其对农民的征租权威，并借助军界力量强行向乡民收租(14)。1918年1月《新青年》发表《震泽的农民》一文中也记述了革命所引发的地方权势的变动情况，认为民国成立，虽然前清专司拘押笞扑农民的巡检司被裁汰，但是“诸田主惧无威吓农民之具也，乃结一会，名曰田业公会”(15)。传统豪绅或地方权势组织，借助革命之变在“辛亥、民元之际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尽管这些组织的名称五花八门，但其宗旨则毫无二致，即集结力量，共同对付农民的抗租”(16)。据《申报》“地方通信”记载，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苏州的田业会从未中断活动，甚至“规模扩大，会员众多”(17)。由此足见辛亥革命之后，乡村社会矛盾与冲突依然不断加剧的基本趋势。同时，民国新政权并不被乡村固有的权势力量所认同，如1914年江苏吴县豪绅经常以集体名义与县府抵制，“吴县自光复后，即有田业会之创设，凡关于借漕加税等项，均由该会与县接洽”(18)。1922年5月太仓县知事曾“会同厅委，邀集绅士，议借冬漕”，当地绅士“乃竟无人出席”(19)，致使此借款计划不议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