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于日本，国民党不得不谋划日本侵占东北的应付之道；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于国内，包括民众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和对日经济绝交。很明显，两方面的压力具有连带性，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施行不可能不受政府对日策略的影响。 尽管就国内方面来说，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学生涌向首都南京要求政府马上出兵抗日的浪潮，但此际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是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最大的一场经济抵制运动①，对运动的掌控和日方不断要求取缔的压力也是空前的。国民党的麻烦还不止这些，党政由于立场不同，在处置问题时常处于不同调的境地，因此，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区分党政双方对这一运动的不同态度。②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 1931年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其导火索是万宝山事件后韩国境内的排华暴行。 1931年7月初，在吉林长春北的万宝山，韩国侨民强行掘渠与中国农民发生冲突，在日本警察的袒护下，韩侨终于达到了目的。冲突中，韩侨没有死伤，但韩国日文报纸和韩文报纸造谣说，在中国东北有大量的韩侨死伤，由此煽动起大规模的排华狂潮，大批中国侨民遇害。③ 这一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中国民众认为暴行虽由韩国人施行，但煽动者是韩国的宗主国日本，因此民众理智而自然地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上海首先行动起来。1931年7月13日，上海各界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护侨大会，大会通过宣言，号召要“以沉毅勇猛之精神，永远对日经济绝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从中起了组织领导的作用，一至十区党部及各分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通过决议，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各地党部，领导群众，一致行动，“为政府交涉后盾，即日全国与之经济绝交”。在会上，决定组织成立“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委员定为39人，其中市党部委派9人，其他各界30人，表面上看党的人员不占优势，但同时规定，各界产生的委员名单要送市党部审查。可以说，自始上海反日援侨会就被牢牢地掌握在党部手中。④ 为了增加回旋余地，市党部决定不以团体名义参与反日援侨会，转而让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因此，从表面上看，在反日援侨会中没有常委代表市党部⑤，但考察这7人的常委名单：王晓籁、王延松、陶百川、虞洽卿、后大椿、陈霆锐、陆京士，会发现这其中至少4人是公开的国民党员，如陶百川是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王延松是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后大椿是上海市党部候补执行委员，陆京士也是国民党员。⑥人员过半数意味着市党部在反日援侨会中已拥有了决策权。像虞洽卿、王晓籁等人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但他们与国民党声息相通是众所周知的，如此一来，市党部的旨意推行起来就更加畅通无阻了。 反日援侨会成立后，日货的处置办法马上提上日程。处置办法制定后，市党部常委陶百川等负责审查。议定7月14日以前定购的日货，到反日援侨会登记后可以售运；14日后24日前定购的日货需要登记并缴纳10％的救济金后才能售运；24日以后定购的日货，一律充公，即不准再售运日货。⑦ 7月16日，市党部宣传部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对于韩民排华事件应有的认识与努力》一文，提出，“本市各界民众应在本党领导之下，作热烈持久而有效的反日运动，对日经济绝交，尤须在严密妥善的步伐中一致进行”。市党部还是具体的经济绝交事务的推动者。据报道，7月18日，市党部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运动当中，当时它关注的焦点是与各行会接触，敦促他们不要装卸日本货船的货物。⑧ 尽管上海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起初规模宏大，但到9月初，已呈有气无力的态势。一般认为，7月下旬武汉等地百年不遇的江淮大水吸引了全国各界的目光，各界投入到救灾当中，对日经济绝交相对地弱化了。⑨不过，“九一八”事变很快为已显疲软状态的运动添加了薪火。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于事发第二天传到上海，上海各界顿时群情激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表宣言，指出，“自救之道，在于唤起民族精神，团结民族力量，用全国民众之力，一致对日经济绝交，并请政府以革命手段，收复被占各地”⑩。可见市党部将对日经济绝交作为重要的反日手段来对待。 9月20日，上海市党部召开紧急扩大宣传会议，通过决议8条，其中包括“劝告全国同胞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关系”。9月21日，又召开特别会议，通过学、工、商界作业原则，在商界原则中，要求商会宣誓不卖日货。(11) 9月22日，反日援侨会发起的各界代表大会在市总商会召开，各界代表共5000余人参加，由王晓籁、王延松、后大椿、陶百川、陆京士等5人组成主席团。大会的主要成果，一是电请国民政府下令出兵收复失地；二是重申彻底对日经济绝交，“如有破坏者，格杀勿论”；三是反日援侨会变更名称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并决定扩大组织，委员增加为60人，工作扩大为组织义勇军和对日经济绝交。(12) “‘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为上海工商学各界在市党部指导下之组织。”(13)市党部的指导作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会名由市党部常委陶百川提议确定。在召开筹备会议时，有人提出将会名更改为“上海市反日救国会”。陶提议将“反日”改为“抗日”，理由是“抗日”更显积极，而且，此意味着中国人并不是反对日本，而是抵抗日本的侵略。如日本撤退军队，还我河山，中国仍将与其为友。(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