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关系危机探析

      [中图分类号] D829.355+K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2)02-0135-13

      由于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同尼泊尔的关系是西藏地方重要的外部关系之一。清季两次廓尔喀战争(1788—1789、1790—1792)，尤其是后一次战争的胜利、《钦定善后二十九条章程》的制定和实施，使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的交往得到规范化，保障了西藏的利益，长期维护了边境的和平。第三次尼泊尔与西藏地方的战争(1855—1856)发生在清帝国内忧外患交叠而来的时刻，战后签订的协定即“1856年藏尼条约”，从西藏方面看，是极不平等的，对其后的藏尼关系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①进入20世纪，由于藏尼间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贸易纠纷等问题不断累积，1930年初，双方关系几乎又一次到达战争边缘，这可以说是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最后一次严重危机，所幸得以和平解决。

      这场危机牵涉中国(包括西藏地方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②)、尼泊尔、英印政府等不同主体，可惜已公布的相关藏汉文原始档案不多。③英印档案④和尼泊尔档案⑤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为英、美、尼等国学者引用。

      一

      为了详细说明这场危机，需要上溯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势及藏尼关系的概貌：19世纪中后期以来，英俄两国在中亚展开激烈的大角逐。到20世纪初，西藏地方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英国通过两次侵藏战争及“1904年拉萨条约”、“1914年英藏贸易条例”等条约的签订，逐步加强了自身对西藏地方的影响力。直接连接印度与西藏地方的帕里路线开通后，尼泊尔逐渐失去了原先在跨喜马拉雅贸易中所处的垄断地位，而西藏地方政府也试图消除“1856年藏尼条约”中尼泊尔人所获得的贸易及政治特权，因此在20世纪前30年里双方摩擦不断，为1930年藏尼关系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

      1924年西藏发生“亲英军人集团阴谋夺权事件”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抑制英国在西藏的势力，削弱亲英军人集团，关闭江孜英文学校，由此西藏地方与英印政府处于疏远状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出现了一个基本统一的局面和较为有力的中央政府。此时正在内地活动的九世班禅声誉日隆，派出代表前往南京祝贺，并与国民政府正式建立了联系。国民政府也希望借助班禅的声望增加对西藏的影响力，支持班禅方面在北京、青海等地设立办公处。西藏地方政府方面，则由于试办近代工业、扩编藏军等改革措施的实行，尤其是藏军与川滇、甘青等内地军阀的连年混战等原因，面临着严重的财政与经济困难。这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放弃部分改革计划，也促使达赖喇嘛决定主动与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接触。西藏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向南京方面释出善意，换取蒋介石政府运用其对西南中国军阀的影响力，化解川藏边界长期以来的紧张状态”，减轻西藏方面的军事压力，也“亟盼藉由汉藏政治关系的改善，促成西藏的羊毛、皮货、药材等货品销售至中国内地广大的市场”⑥，以利于摆脱财政窘困状况。1928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委派驻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到南京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蒋介石遂于1929年1月托罗桑巴桑给达赖喇嘛带去了国民政府致西藏地方的第一份官方函件。1929年7月，刘曼卿以行政院文官处书记职衔，带着文官处处长古应芬的信函入藏，请达赖喇嘛派代表参加将在南京举行的蒙藏会议。她从南京出发，经康区前往西藏，于1930年3月1日抵达拉萨。⑦1929年8、9月，达赖喇嘛再次派遣驻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楚臣丹增()等人前往太原、南京等地，与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阎锡山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见面，声明达赖喇嘛不亲英人、不背中央、班禅离藏非达赖喇嘛所迫等事。1929年11月，贡觉仲尼作为中央政府代表由北京起程，经由海路入藏，于1930年2月中旬抵达拉萨。正如英国学者兰姆(A.Lamb)所言“一个持续多年的，拉萨与南京(后来的重庆)之间的商谈已经建立起来，英国无法打断它”。⑧为了抑制南京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影响力，改变英国与西藏关系的低落状态，英国驻锡金政治官(The Political 0fficer in Sikkim)维尔(Col.Leslie Weir)于1929年向达赖喇嘛提出希望到拉萨访问，7月20日维尔收到达赖喇嘛来信，信中表示不希望维尔在此年内访问拉萨。⑨而次年1930年，藏尼间爆发了一场争执，双方几乎兵戎相见，英国派出莱登拉(Laden La)⑩前往拉萨斡旋，却为英印政府恢复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从以上叙述中可见1930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西藏地方政府、尼泊尔政府与英印政府各方面的利益错综交互，每一方面的行动都影响到其他三方面。藏尼危机就是在这复杂的局势中出现的。

      二

      国内外研究者对藏尼危机曾有或简或繁的记述：

      1、《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记到：藏历土蛇年(1929)，因达赖喇嘛下令尼泊尔商人缴纳税款，致肇藏尼双方之争端，请求英国出面居中斡旋。(11)《西藏史地大纲》对纠纷起因的记述与年谱相似：“尼泊尔人在西藏经营，藏中所用之米布洋货等物，大半由尼商运销，向来习惯，尼人在藏经商有不纳任何捐税之规定。民国十八年(1929)达赖因财政困难，令侨藏尼民，照通例纳税捐，遂起抗税风潮，达赖为震慑起见，曾拘捕一人，后该犯乘隙逃脱，避入格布丹公署(即尼国驻藏领事馆)，以图幸免；旋为达赖所知，当即派兵前往拘获，执行枪决，藏尼纠纷遂起。”(12)如此看来，西藏地方政府向尼泊尔商人征税引起的“抗税风潮”，是引发藏尼危机爆发的可能因素之一，但目前尚未看到有关此次抗税风潮的详细记载。“1856年藏尼条约”规定西藏地方政府不向尼泊尔商人征税。到1920年代，这个不平等条约已执行了近7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实施新政后，西藏地方的实力有所增强。面对改革引发的财政困难，西藏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向尼商征税增加收入，继而改变与尼泊尔交往中的不利地位等政策意图是可以想见的。

      2、夏格巴·旺曲德典()的《藏区政治史》()(13)，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在藏尼泊尔人依恃“1856年藏尼条约”获得的特权，不遵禁令，以黑市交易烟草而引发的矛盾。此外，他还明确提出了纠纷升级的导火索，即为了逮捕违反禁令的商人杰波()，西藏地方派出警察进入尼泊尔代表驻地，激化了双方矛盾。

      3、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的《西藏概要》(Tibetan Precis)记道：“1929年秋，一个叫杰波夏尔巴(Gyalpo Sherpa)的人，从监狱里逃出来并躲进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处避难，他自称是尼泊尔臣民。18个月前他被西藏政府逮捕并投进了监狱……他利用自称尼泊尔籍人和尼泊尔官员的庇护，从事烟草买卖和西藏当局反对的其他活动。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西藏当局得知他实际上是西藏人。当西藏政府知道他在尼泊尔代表处之后，要求将他交出，这显然遭到了拒绝；一群西藏士兵在龙夏()的指挥下闯进了尼泊尔代表处，强行逮捕了杰波。尼泊尔王(the Maharaja of Nepal)向西藏的司伦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道歉和交出杰波。西藏的司伦说他们有正当理由采取这样的行动。杰波第二次被捕后受严厉的鞭打致死，事态随之恶化。这个意外事件被尼泊尔人视为严重的侮辱，藏尼间原本已存在的紧张关系发展到了几乎破裂的边缘。”(14)戈尔斯坦(M.C.Goldstein)的《喇嘛王国的覆灭》(15)和兰姆(A.Lamb)的《西藏、中国与印度：1914—1950年英帝国外交史》对事件的记述与黎吉生书基本相似，兰姆还利用英印档案补充了第二次逮捕杰波的日期等细节(16)。这样的记述反映了西方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主流观点，强调藏尼危机爆发由双方矛盾引发，即西藏地方政府派军警强行进入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处驻地进行逮捕，违背了“1856年藏尼条约”和国际法公约，所以“尼泊尔人以战争相威胁，而西藏也派出军队严阵以待”。(17)黎吉生在书中还提到，危机引发了英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很大的焦虑，努力寻找解决办法。他们决定派遣莱登拉前往拉萨，给达赖喇嘛带去外交秘书和政治官的私人信件，建议达赖喇嘛亲自处理这件事，以使事情有个好结果。黎吉生还认为此时“西藏政府方面已经有采取和解态度的些微迹象。这可能是因为西藏意识到尼泊尔是认真的，担心我们会支持尼泊尔，并试图避免我们的干预，也可能是认识到西藏内部存在着不安和不满的舆论”(18)。不难看出，在藏尼纠纷之初，英印政府就进行干预，向西藏方面施加压力。而黎吉生所言之西藏担心英印会支持尼泊尔并非空穴来风，英印方面确有以尼压藏的策略，有关内容详见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