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2)03-0109-09 自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割据一方，独裁专制，拥兵扩军，互相争战，严重损及国计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并纷纷寻求和平救世之方。自1920年前后开始，全国各地同时兴起了一系列维护和平、反对军阀战争的运动，废督裁兵运动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着。作为商人团体的商会，也为了维护和谋求商人的利益，积极介入了这一运动，与孙中山化兵为工的倡议及社会上的废督裁兵要求相互动，显示了他们的主张，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助长了运动的阵势，具有为国民革命进行社会动员的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军人政治的扩张，应为近代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对于这一问题，以往很少研究，偶有涉及，亦较为简略，或认为其没有什么作用，而忽视之甚或否定之，或限于一地一人之表现与作用，至于商会与废督裁兵运动及孙中山之关系，则尚未见及有专文发表。①本文旨在考察商会在废督裁兵运动中的表现，及其与孙中山的彼此呼应，进而分析其作用和意义。 一、废督裁兵运动的兴起 所谓“废督裁兵”，即废除“督军”制度，裁减军队数量。督军是各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起源于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军政府设置的最高长官——“都督”。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都督集一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这作为革命时期的一种临时性制度，自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此后，这一制度欲罢而不能，且愈演愈烈。1912年4月，黎元洪曾首倡“军民分治”②，以分都督之权，并在自任都督的湖北首先实行，也得到袁世凯的赞同；5月，唐绍仪就任内阁总理时，亦提出以“军民分治”为施政纲领之一③，但因遭到各省都督的反对而作罢。到1913年1月，袁世凯颁布《现行都督府组织令》，在规范制约都督权限的同时也使都督制成为定制。1914年，袁世凯针对“二次革命”后都督势力的扩张，为了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曾一度废除都督之制，另行将军制，由中央所设的将军府向各省派出一名将军为最高军事长官。1916年，袁世凯死后，新任总统黎元洪又废将军之制，另设督军为各省最高军事长官。此外，类同督军的还有护军使、镇守使，在督军之上还有巡阅使。 各省督军的权力原本是有限制的。按照《现行都督府组织令》规定，督军的权力限于指挥省内之陆军，并须秉承总统或陆军部、参谋本部之命令行事。但在实际上，他们往往擅自扩军，并凭借武力专横跋扈，强行干预地方行政，把持地方财政，甚至互相勾结，强行干预中央政务，使国家和地方财政多为军费所占，国家政治陷于混乱之中。特别是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为扩张势力，扩军之势愈演愈烈。据统计，全国陆军正规军总数，在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为46万人，到1919年增至138万人。与此相应，军费开支亦急剧增加，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从三分之一上升到“十之七八”。④1920年之后，军阀的扩军之势仍在继续之中。巨大的军费开支和军阀之间的战争，日益成为危害社会经济的首恶，“废督裁兵”之呼声在全国各界、各地逐渐响起，并开始从舆论声讨走向实际努力。 早在1919年1月，尚在北京大学读书并开始参与革命活动的陈公博，就集自己之研究印行了《督军问题》一书。他在书中指出：民国以来，“无一时不在困苦颠连之内，其间所谓国会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南北问题，一若盘根错节，纠纷而不可解，吾得一言以蔽之，谬结此种种问题之固因，皆胎自督军之恶制度者也。”并论述了废除督军制度的六大理由：不废督军不能有民治；不废督军不能有政府；不废督军不能有财政；不废督军不能有军政；不废督军不能有吏治；不废督军不能有法律立宪之国。此外，督军之制，“因军政而窒教育之生机，碍实业之发展者，其损失尤不可以表统计”。总之，不废督军不足以言立国。 废督裁兵被作为一个解救时局方案而正式提出，则始于南北议和之时，并被作为双方议和的一个重要条件。1918年底，南方的护法政府与北方的徐世昌政府开始酝酿议和，废督裁兵便被作为一个关键问题而受到各方关注。在由上海商绅所组织的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成立大会上，代表们向议和会议提出的主要建议便是“废督军，去军队”⑤。同时，在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京报》、《北京日报》、《新民报》的记者亦相继呼吁“裁兵废督”，并主张“南北宜同时裁兵废督”⑥。1919年2月南北和谈期间，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致电和谈代表朱启钤指出：“裁兵、分治等重要议案，中外注目，岂宜久搁”；南方代表唐绍仪则将“废督裁兵”列入新提出的十三项重要条件之中。⑦孙中山亦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曾在给湖南靖国军第五军总司令林德轩的信中说：“近和议说起，众志多期其速成，而裁兵废督，尤为多数主张，势将见诸事实。”⑧民间亦有不少舆论要求废督裁兵，如《民国日报》发表叶楚伧的《废督》和《去兵》社论，指出“和议而开始，废督为必要”，并详论废督去兵之必要和可行的理由。⑨在此期间，南北双方虽然都打出了废督裁兵的旗号，但其用意所在均试图以此裁减对方之督和兵，如孙中山曾致函沈止敬说：“如此次沪上平和会议中议及裁兵问题，其关于粤中各军应特别予以维持之处，当嘱南方各代表力为保全。”⑩不久，南北和议破裂，而废督裁兵的呼声却日益高涨。 到1920年4月，在直皖两系军阀争权之间，又有作为废督裁兵对象的督军自提废督之事。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在23日通电废督，其通电说：“就理论而言，共和国体下，督军制似不相宜……知欲救国家之危亡，必先牺牲个人之权利，废除督军制，实为今日切要之图。”(11)并提出自己愿先行废督。卢永祥此举，背后虽含有皖系与直系相斗的策略因素，即以自己之裁撤逼直系督军之裁撤。直系军阀亦知此意，遂由曹锟出面于30日发表通电，“赞同废督，但并须严禁军人入党”。(12)其他督军亦相继表态，“赞成、反对各半”，双方僵持不下。最终，总统徐世昌出来收场，“召集高级军官讨论，结果从缓实行。”(13)此外，南方护法军方面的云南督军唐继尧，亦为配合南方所提重开南北和谈之议，“于六月一日即行解除云南督军职务，云南督军一职即于是日废除”。(14)这一场督军们玩弄“废督”斗争的游戏，虽然无果而终，但亦引起了社会各界敦促政府废督裁兵活动热潮的出现，商会亦于此开始参与这一活动，并表现得颇为积极和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