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同时，坚持开展社会革命，肃清烟毒即是中共社会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愈加关注烟毒问题，坚持将查禁烟毒作为党的基本政策，注重完善立法，颁布相关法令，在各战略区渐次施行。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明确提出“禁止大烟毒品”[1]116，将查禁烟毒作为抗战基本政策之一。1938年6月，中共机关刊物《群众》发表社论：“禁烟是和抗战一样，我们要把它看做一种民族解放的斗争，是一种全面性、民众性的斗争，要动员广大的民众来共同努力。”[2]1608 华北各根据地忠实地执行中共中央禁毒方针，坚持从争取抗战胜利的战略高度查禁烟毒，并在整个抗战时期贯彻这一精神。1938年4月，晋察冀边区指示：“在非常时期，一切服从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生命的，应以最大之努力去推行，其有害于民族生命的，应以最大之决心去铲除，这样做的原因完全是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赌博吸烟不但误时误事，减少生产及削弱抗战力量，而且穷无告借的时候，即有误入歧途的危险，大则危害国家，实有严行查禁的必要。”[3]1939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关于解决河北问题的八大纲领》中提出“禁绝毒品”[4]266。次年8月，山东省抗日政府颁布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也规定“严格禁烟、禁毒”[5]12。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决议通过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明确“反对敌寇抽丁及奴化毒化政策”[6]120。抗战胜利后，华北各解放区依然坚持严禁立场，强化禁毒法制建设，适时出台一系列法令法规，为查禁烟毒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也为建国初期全国大规模的禁毒斗争积累了立法经验。 目前学界侧重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禁毒法规研究，而对华北根据地解放区禁毒法规着墨甚少①，故笔者拟对1937—1949年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禁毒政策法规之内容特征进行探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禁止种贩售吸烟毒法规 1.禁止种植罂粟 1939年2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禁种令，指出日寇厉行毒化政策，强迫民众播种罂粟，影响中国抗战大局殊非浅显，命令各县彻底查禁，违者严办[2]1609。1941年4月，该委员会再次命令各级政府“开展拔苗运动，将所种植鸦片悉予根除，改种粮食，以打击敌伪阴谋，增加我抗战力量”[7]。每年春季，各根据地都要发布通告标语，严禁民众种烟。 从各根据地的法律看。《山东省禁烟治罪暂行条例》对种烟犯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8]423。这与国民政府《禁烟治罪暂行条例》[2]1105的罚则相同，比较笼统。有些边区对不同区域种烟施行不同之处罚。《晋西北禁烟治罪暂行条例》(1941年11月公布)规定“意图制造鸦片而栽种罂粟者处死刑，但在敌占区种植者，得酌情处以罚金”[9]140。太岳区也区分了在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种烟的处罚，强调干部犯罪者和累犯者处死刑，自铲烟苗向政府自首者减免其刑[10]。陕甘宁边区对种植鸦片烟苗者处一年以下徒刑或拘役，并科200元以下罚金[11]53。华北根据地的处罚力度要比陕甘宁边区大。华北各根据地广泛动员群众，促使种户主动铲烟，改种粮食作物，对屡教不改者依法严惩。为团结群众共同抗战，各边区对不同地区的禁政采取灵活策略，不仅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禁种，并且深入敌占区毁坏烟苗，通过武装抗日有效打击日伪政权种植罂粟之阴谋。 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奉行禁种政策，加大处治力度。1946年2月，晋察冀边区重申严禁各地种植鸦片，违者严惩不贷[2]1637。1948年11月，华北禁烟督察总局颁布了《华北区毒品缉私提奖暂行办法》，规定“凡私种烟土者，在解放区一律严禁，违者全部没收，并处以徒刑或罚金”[12]。次年7月的《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亦规定“严禁种植鸦片烟苗(罂粟)，违者，烟苗铲除，并处罚之”[13]。各行署专县也陆续发布禁种令。从总的执行效果看基本达到了战略目标，但受多种因素影响有些地方仍零星存在着私种现象。 2.严惩贮藏、买卖、运输烟毒 烟毒的走私贩运是烟毒生产和吸食的中间步骤，也是各方逐利的主要环节，其涉及人员多、地域广、积习久，故中共对私藏贩售烟毒罪犯惩处最为严厉，程度要重于对种吸罪犯的惩处，各根据地尤其注意严惩汉奸败类毒贩、常业累犯及干部公务人员涉罪者。 《晋西北禁烟治罪暂行条例》规定，“运输贩卖或意图运输贩卖而持有鸦片者，处二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五千元以下之罚金；其数量在二百两以上者，处死刑”[9]140。次年9月，晋西北行署对条例做了修订：对于运输贩卖或意图贩卖而持有鸦片不足10两的酌处罚金，10两以上者依原条例办理；对犯原条例死刑规定的减处十年有期徒刑、并科5000元以下的罚金[14]。这次修订的处罚力度较前明显降低，其中原因笔者以为是晋西北根据地依据形势变化所做的适当调整。晋西北行署成立之初面临的是日伪毒化而导致的烟毒肆虐实况，所以第一个条例表达中共严刑肃毒之立法理念，而两个现实因素中共必予考虑，一是1942年日伪加紧对边区扫荡封锁屠杀，根据地面临空前严峻局面，因此团结所有抗日力量确保根据地生存发展成为第一要务，所有政策的调整要服务于战争之胜利；二是晋西北烟毒问题严重危害根据地的经济、军事和社会秩序，故须彻底解决，但绝非短期内奏效，于是重点打击大案要案，教育训诫轻微违法者便成为临时性可行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