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2-0005-09 战略后方是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即是抗战时期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关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问题，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迁都重庆和四川及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择定①。毫无疑问，迁都重庆和四川及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择定是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形成和演变的重要内容和发展阶段，但却不是其全部。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和演变，既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和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本文主要围绕蒋介石的相关言行，对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和演变作一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外延作一初步探讨。 一、日本局部侵华与西北后方根据地的筹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鉴于日本的局部侵华和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开始筹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战略基地，并初步打算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1年9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达了将首都迁到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准备与日军一战的思想[1]201。10月3日，蒋介石在与熊式辉商量备战计划时认为，无论和与战，西北实为政府的第二根据地[1]201。以上史实表明，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蒋介石就有了在西北建立后方根据地与日本作战的考虑。 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次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余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与之决战，……否则随时受其威胁，必作城下之盟也”[2]。1月30日，国民政府即发布《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表示“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威胁，决定移驻洛阳办公”[3]。此时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乃是应急因应之策。由于首都南京靠近上海，一旦战事发生，毫无坚守的余地和希望，如果国民政府不甘屈辱求和、不想与日本订城下之盟，迁都并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便势在必行。随即，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了一次国难会议，其讨论的中心内容是以“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地，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4]1748。3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5]156。虽然此时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对日战争问题上仍表现犹豫和彷徨，仍将重心放在“剿共安内”之上，并积极谋求用和平妥协的方式解决中日关系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迫迁都，并开始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经营。正如宋子文所讲，“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现在沿海沿江各省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6]。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加紧对陪都长安(即西安)的筹划与建设，并先后讨论通过了蒋介石提议的《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和行政院秘书长诸民谊等人提出的《开发西北案》。前者决定“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拨款”[7]7。后者决定设立行政院直辖的西北拓殖委员会，负责对陕、甘、绥、宁、青、新各行省全境及外蒙西部等处的开发建设。全国经济委员会也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国民政府对西北根据地的重视，直接引发了“开发西北”的热潮，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为后来抗战时期成为支持支援前线的战略基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由此可见，在“一二八”事变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以西安为陪都、以西北为战略后方准备对日作战的。但是，国民政府选择西北地区，只是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和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是国民政府尚未将西南诸省真正纳入其统治范围时所作的迫不得已的抉择，也有在西北防范苏联的战略考虑[8]401。但是，由于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自然条件较差，文教相对落后，人力资源不足；在地理上，西安靠近华北，一旦华北沦陷，西安和西北地区容易受到威胁；加之西北地区接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于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其感受到的威胁并不小于日本；再者，西北地方军阀一直未被国民政府完全控制，也是一块不小的心病。因此，将西安作为未来的战时首都，将西北作为未来抗战的核心后方基地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实际上，国民政府在确定建设西安和西北之后，蒋介石并不十分满意。他在1933年8月17日的日记中表示，“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9]401可见，至迟在1933年时，蒋介石已有在四川经营抗日后方根据地的考虑。蒋介石之所以在还没有控制四川的时候即瞩目四川，一方面固然与他对四川历史及战略地位的认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对西北现实状况的担忧不无关系。 二、西南政局变动与抗日后方根据地的调整 日本局部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并没有对当时的西南政局产生多大的影响。“不特割据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当此国家已到生死关头，不但不知稍作一点后备的工夫以求免于灭亡，甚至是山高皇帝远似的在那里使鬼弄法，连亡国灭种的感觉都没有。”[9]10这种状况直到1935年才开始有所改变。 1934年底，由于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而转移到贵州、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开始引起国人的关注。不少有识之士鉴于日本扩大对华侵略的不可避免和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逐渐认识到四川及西南地区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与国家治乱、民族复兴的关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在这时也乘机进入并逐步控制了西南地区。随着国民党势力的逐步深入，西南政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四川的防区制趋于解体，川政归于统一，川军整编也渐次推进，同时国民党也加强了对贵州、云南的直接控制。此种政局变化成为抗日大后方发生转移的重要前提。从1935年3月起，蒋介石两度入川，遍历西南诸省，将其理想中的抗日后方根据地逐步由西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