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D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1-0067-06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建立了“又红又专”的人才标准，但受“左”的思想影响，也存在将“红”与“专”对立、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在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今天，重温“红专”问题的讨论，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1957-1958年的“红专”辩论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后，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但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知识分子重视业务学习的言行，被认为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对待“向科学进军”，把“向科学进军”当成了追求个人名利的手段，滋长了忽视政治的倾向。 针对这种状况，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口号。他说：“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1]随后，他重申：“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①把“红”与“专”结合起来无疑是正确的，但认为“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则是欠妥当的。 自此至1958年初，如何处理“红专”关系，就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辩论的一个主题。当时，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先专后红”、“多专少红”、“红专分工”等。 “先专后红”的主要论点，有以下几点：第一，有的认为国家需要技术干部，搞医学、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当然是以业务为主。第二，认为钻研业务难，学政治容易；业务在短期内要达到一定标准，政治是长期解决的问题。在学校时年轻力壮，要抓紧时间学好业务，出学校后再学政治不迟。第三，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社会主义的方向基本上是明确的。既然思想已经差不多，毛病又出不了，为什么不可以先专后红呢？第四，认为业务就是政治，业务好就是政治好。如历史、经济、法律、教育学等社会科学本身政治性就很强，搞这些业务就是搞政治。第五，认为没有马列主义也能搞好业务。他们说像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马列主义指导不是科学照样发展吗？有人抱着为科学而科学的观点，不也一样促使搞好业务吗？第六，认为学理科的和学文科的应该有分工。学理科的应该以业务为主，学文科的应该以政治为主，学理科的可以先专后红。第七，认为有了业务就有了一切，业务就是资本。有了业务也可以“红”了。只要技术好当上模范，不仅名誉、地位都有了，入党也容易。第八，有的认为政治理论看的越多，越容易产生分歧，立场越容易动摇，还是学技术好。第九，有的认为自己历史上有问题，社会关系不好，政治上没有前途，只有在业务上努力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2] 对于“先专后红”的观点，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已做出了评判。郭沫若、刘仙洲、梁思成、钱学森、翦伯赞、朱光潜等专家，也都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文章剖析“先专后红”论。有的认为它不是青年成才的捷径，而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的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倡“先专后红”是危险的。有的把它比喻为先裹小脚，然后再设法去放大，是先注射毒汁，然后再设法去医治。这不但是愚昧的办法，而且是残忍的办法。[3] “多专少红”论，认为现在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需要大量专家。因此在业务上应抓紧，在政治上只求“粉红色”就行了。[4]批判者认为，这一论点是政治上的“中间道路”论，而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所谓“粉红色”只不过是“红”色的标签，“白”色的内容罢了。自居“粉红”、“少红”，实际上是灰色的，是近于“白色”的。[5]1958年1月5日，蒋南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政治是灵魂》的文章，指出一个人政治上不好，这是“定性”，是性质问题，业务知识的多少是“定量”，是数量问题。大学生在校期间，要全面发展，其中政治觉悟是决定性的。 “红专分工”论有两层意思。一是按人和人来分工。认为政治和业务性质上是彼此不同的，一个人很难兼顾。他们的论据是有不少科学家不是党员，有更多的党员不是科学家。二是按时间的前后分工。认为在学习期间，因为时间少，课程忙，要先成为一个专家，然后再学政治，认为有了业务就有了资本，入党也容易。国内已有少数科学家、文艺家、教育家和工程师入党。对第一层意思，批判者指出，“不少科学家不是党员，有更多的党员不是科学家”这种现象是时代造成的，现在青年一面有好的业务学习环境，一面又有好的政治学习环境，竟以过去的结果为标准，难道说愿意先把自己培养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经过一段长期的“思想改造”吗？对第二层意思，批判者指出，这实际上是“先专后红”的主张。有少数专家是入了党，但还有一些所谓的“家”，不但没有被接受入党，反而成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这可充分证明“先专”不见得“后红”。[6] 对于“先红后专”的主张，1958年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红与专”的大辩论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这种主张的人重视了知识青年思想改造的一面，这是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忽视了“专”的必要性，而放松了钻研业务方面的努力。应引导知识青年弄清“红”与“专”矛盾统一辩证关系，认识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统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