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二战结束后，中国的国共两党为争夺未来中国道路的领导权展开激战。内战前后，与美国自始至终执行扶蒋反共政策相对应，英国对中共的态度则经历着由容共到反共再到亲共的变化过程。尽管近年来相关著述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这一问题，但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的转变及其内在动因仍缺乏系统、深入研究。①有鉴于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英国对华外交档案为主要依据，中程考察英国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动因及其实质，以期对中英关系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抗战中后期：欣赏与同情 抗战前后，国共关系一直是中国国内政治中的首要问题之一，英国在注视国民党政权的同时，密切关注中共，并对中共的性质及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过多次讨论，从而为英国确定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并最终为英国制定符合其利益的对华政策提供依据。 抗战时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相对于对国民党的不满，英国对中共的印象较好。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对中共的了解主要来自于英国驻华使节的汇报，因此，“大使的意见往往直接影响着英国对华决策”。②1942年12月29日，薛穆向英国外交部提交了首份关于报导陕甘宁边区的报告。该报告由荷兰人布朗基(Broudgeest)撰写，报告认为：“尽管八路军缺乏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但是却士气高昂，英勇果敢，从不放弃任何打击日军的机会”。据布朗基观察，中共的确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边区政府主要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活。③最后，布朗基在离开延安赴重庆时又充分表达了对延安的眷恋之情：“我不得不和延安说再见了，一个没有黄包车、没有压迫、没有妓女、没有抽吸鸦片者、也没有乞丐的地方。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中国，他们从不谈论‘新生活运动’，但他们却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④读了布朗基报告，薛穆一方面认为其大部分内容是中共有意设计出来，目的为取悦外国来访者；另一方面，薛穆也向英国外交部强调这份报告的重要价值，认为可为英国全方位了解共产党控制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⑤ 1943年6月，英国外交部把一份由法国人丹乔(Rene D'Anjon)和魏尔曼(George Uhlmann)撰写的关于在解放区的访问报告转发给薛穆，让他发表意见。⑥薛穆写信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该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延安边区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等情况。薛穆还认为，与布朗基的报告相比较，丹乔和魏尔曼的报告则更为完整地描述了解放区的教育和经济制度。在中共控制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充分享受着社会福利和经济安全，而这在国统区却根本不可能做到。而且八路军还受到农民的友好爱戴，农民信赖八路军并且愿意同八路军合作，但是在国民党控制区，农民却把国民党士兵当成是最恶劣的敌人。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薛穆完全同意中共的宣言，即“中共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方面远远胜过国民党。”并且薛穆预言：“延安政府将会是未来取代国民党政府的唯一政府”。⑦ 薛穆的观点引起了英国政府对中共的关注。英国外交部内部就中共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以乔治·扬(George Young)和布莱克本(Blackburn)为代表的部分政府官员赞同薛穆的观点，扬还认为，这份报告极其重要，应该复印后分发到政府各个部门。英国外交部的其他官员虽不像扬和布莱克本那样高度肯定中共，但都重视该报告的内容，可以说，英国外交部对中共的态度已经由20年代的敌视转为同情。有论者谓，自1943年7月始，英国政府开始逐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共。⑧ 除了薛穆，其他在华人员也向英国政府做了相关汇报，印证了薛穆的评价。原燕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威廉·邦得(William Band)和林迈可(Michael Lindsay)所写的报告也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进行了赞美和歌颂。就邦得报告，薛穆评论说：“邦得证实了所有外国观察家们对中共和解放区的好评。他同意人们的普遍看法，即中共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在动员农民参加八路军、减租减息、廉政建设、信仰和言论自由、普及教育以及建设民主政府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像其他人一样，薛穆也强调，正是这些成功政策使共产党领导们赢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人们不能不对这些报道共产党政权的观察家有着深刻印象。他们对中共的报道具有一致性，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长期生活在中国，有着相当的观察能力。”⑨ 基于同情和欣赏，当时大部分的伦敦高级官员都认为中共并不是正统共产主义者。英国前任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Kerr)认为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⑩。1943年7月，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英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塔夫曼(Erie Teichman)在备忘录中写道：“中共代表着中国一个极富竞争力的民族政党团体，并不是前期热衷于阶级战争和世界革命的共产主义政党。”(11)在外交部，前英国远东司司长克拉克(Ashley Clarke)也同意英国驻华使节对中共性质的界定。他曾说：“中共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国内进行土地革命，延安运动完全不同于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12)当然，英国外交部也有少量人员有不同意见。受聘于英国外交部的牛津历史学家哈德逊(Hudson)坚信，无论中共当前的政策多么温和，但从长期目标上看，中共与苏俄并没有根本差异。(13) 就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英国政府无法一直放心。经过长时间调查之后，1945年10月25日，薛穆向贝文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及其与莫斯科的联系》的报告，其中结论认为中共目前只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薛穆提道：“……目前的中共只是一个独立运动，虽然发端于苏联的正统共产主义，其最终目标也是实现正统马克思主义，但是就目前阶段而言，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坚强的中国式产物，没有外界援助，也不受外界干涉和控制。”同时，薛穆也认为：“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共产主义体系所依赖的哲学思想与苏联是相异的，他们的追求也是本土的、独立的”，因此，薛穆把中共界定为“中国国内生活中的反对派或造反派，而不是服从于或与苏联有联系的受莫斯科控制的政党。”(14)但是，薛穆对中共的这种独立状态究竟能维持多久并不十分确信。他进一步分析道：“最近的历史显示，在不远的将来，苏联有可能会努力把延安的共产主义组织与自身的共产主义机器联系到一起。”(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