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11)06-0063-07 自20世纪以来，王国维之研究渐成显学，其在晚近学术史上夺目的地位，几乎鲜有与之并称者。然而世人论及王国维，多着眼其自沉，抑或是谈论他那些高深莫测的学问，而对于王国维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鲜有论及。曾有论者称，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四大导师的陈寅恪虽是学术大家，却并非思想家。对此，李慎之先生已有反驳之论。而今，陈寅恪、吴宓等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观点已经得到广泛的注意，相较之下，王国维的思想，尤其是其政治思想，则是关注者寥寥。即便有论者以“王国维的政治思想”为题，也多数落入窠臼，从王国维的自沉说开去，谈及其对于清室的至死效忠等等，仿佛王国维自出世伊始，就始终作为遗老而存在。本文意在钩稽史料，探讨王国维自1898年至1927年对于俄国一贯的反感立场。王国维生于1877年，选取的这一时段，恰好是王国维从20岁到50岁即从青年走向中年的时期。从相关史料可以看出，这位在学术史上颇足称道的人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样不可抹煞。 1898年：胶事已结，俄法踵起要挟 1896年6月，李鸿章在彼得堡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沙俄势力进一步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同年8月，爱国志士、学社报馆竞相宣传救亡。其中以黄遵宪、汪康年所创的《时务报》最有代表性，“该报聘任梁启超任撰述，日以瓜分之说激励人心。”[1]这一年九月初五，据王国维之父王乃誉日记记载：“静(即王国维)持《时务报》第一、三册，上海新设，七月初一开馆，总理为汪穰卿(即汪康年)，执笔新会梁启超，所陈通变议，颇给时政，诚此时之要务。”[2]可见，无论王国维还是乃父，对于中国时事，都有所关注。 1897年，可以视作王国维对俄国抱持反感态度的开始。这一年，沙俄签订条约强占旅顺大连。1897年12月7日，《王乃誉日记》载：“静儿携借到《时务报》四十五六册归家”。此时可以看出王国维已经颇为关心时事，并且倾向新学。“于是弃帖括而不为，论举业而不就。”[3]而此年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陈述亡国之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1898年3月，王国维曾经谒见康有为，康有为当时在京发起保国会不久。由此可见其对于戊戌变法的基本态度。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王国维又曾在书信中多次表达了对于“七君子”被害的惋惜。早年的王国维还曾受到梁启超影响，梁氏《变法通议》等一系列著作，对王国维触动很深，而梁启超与王国维到了1920年代，具体的政治态度已经是不谋而合。 1898年，王国维同学许默斋因事返家，其担任《时务报》书记一职，暂由王国维代为之。此事为王国维一生事业之开端。在其后与许默斋的通信中，王国维多次提及沙俄侵略中国一事，其对于沙俄的反感跃然纸上： 胶之事了后，英俄起而争借款之事一再，几至决裂。现闻政府拟兼借两国之债，或可稍纾日前之祸，总之，如圈牢羊豸，任其随时宰割而已。 此日英俄各报均言无意于瓜分中国，然俄在吉林边界之兵日增，又放一头等铁舰东来……俄苟不先发难，想各国也不主动动手也。 胶事已结，俄法踵起要挟，闻政府许租大连湾，而不许旅顺，未识能无事否耳[4]。 1898年，英俄两国竞相借款中国。英俄对中国之虎视眈眈，从王国维的描述可以看出，他对于包括沙俄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态度大都极为仇视。这也为其日后对于俄国的日益反感，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 王国维在1897年前后之于沙俄的厌恶，并非一个单纯的个案。曾在1897年创办《国闻报》、《国闻汇编》的严复，就表达了与王国维同样的反俄态度： 俄名仗义扶邻，而实则视满洲为禁脔。既树德于中国，又以遂东封之图。俄之计得，于斯为极[5]。 实际上，早在很久之前，林则徐就已经表达出了对于俄国的反感： 英夷何足深虑，其志不过鸦片及奇巧之物劫取中国钱帛而已！余观俄国势力强大，所规划布置，志实不小……俄夷则包我边疆，南可由滇入，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将来必为大患[6]。 林则徐的反俄，具体到其国家主义态度，在其晚年仍然有所反映：“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但是如林则徐这样对俄罗斯反感极为明显的士大夫，依然只是少数。李鸿章晚年日益亲俄，黄遵宪记载道：“公之使俄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胶州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7]话音未落，俄罗斯便出兵侵占了江东六十四屯，黄遵宪为此有挽联云：“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8]其中的悲凉，不言而喻。 1907年：俄罗斯，一专制之强国也 论及1907年王国维反俄态度的相关史料，不得不提到《教育世界》这本杂志。1901年夏天，罗振玉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请王国维任主编。据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载：“《教育世界》初为旬刊，专载译文。从六十九期改为半月刊。”王国维从这一年开始大量地撰写文章。仅就笔者手头所有的周锡山编《王国维集》第二册有关教育学、西方美学等研究，收的几乎都是王国维发表在《教育世界》上的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1904年刊登的《红楼梦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