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背叛约翰·鲍威尔父子的日本政府与民众 1998年9月23日至25日，在中国长春召开了第五次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会议中的发言内容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历史遗留问题。70余名参加者当中美国人有7人、中国台湾5人、中国香港1人，而来自日本的学者仅有笔者一人。 美国的学者当中，一位是约翰·W·鲍威尔(以下简称小鲍威尔)、一位是日军731部队的研究者、著有《死亡工厂》的加州大学名誉教授谢尔顿·哈里斯，还有一位是发表了题为《日本的化学武器与中国》论文的美国化学生物学防卫研究所研究员本杰明·加莱特。 研讨会结束之后，专家学者一同前往哈尔滨，参观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中俄边境贸易市场、旧俄罗斯人街等地，正巧小鲍威尔也同车前往。在一路的交谈中，笔者有幸了解到了约翰·B·鲍威尔(以下简称老鲍威尔)和小鲍威尔父子一家所经历的战争故事。最近，从正在整理小鲍威尔传记的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松村高夫口中得知，小鲍威尔已经于两年前去世了，笔者与之在哈尔滨的交谈成为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谈。 交谈当时，小鲍威尔与我谈到了未能解决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一段发人深省的历史，同时这也是鲍威尔家族的一传奇段历史。① 老鲍威尔毕业于密苏里大学传媒专业，曾当了几年教师，1917年他前往上海，成为了托马斯·密勒创刊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The Millard's Review)的编辑。1923年，密勒就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顾问，报社就交给了老鲍威尔经营，杂志名的英文改成了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国每周评论)，不过考虑到原周刊的知名度，中文名依旧沿用了《密勒氏评论报》的名称。 这份报纸在立场上坚决支持中国的民族运动，批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很多中国报刊都将其中的文章翻译后转载。这是因为由于当时日本在中国的外交机构严格监控中国报纸的报道，一旦发现对日本不利的报道就会严加干涉，因而中国报纸很难刊登批判日本的原创报道，只有通过翻译转载英文报道的形式来抗击日本侵略，而日本当局也因此视《密勒氏评论报》为眼中钉。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占领上海的法国租界，随后的1941年12月20日，日军闯入老鲍威尔的家中，以反日活动家的名义逮捕了他。被捕后的老鲍威尔被关在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地下室内，由于营养的缺乏和日军的迫害，他体重剧减，患上了脚气病还被强制要求跪坐在地，结果病情加重患上了坏疽症，最终导致两只脚都被截肢。幸运的是，1942年8月日本和美国互换俘虏、难民之际，老鲍威尔被遣返回了美国。虽然之后得到了医治，但是狱中的生活彻底的粉碎了他的健康，缩短了他的生命。② 日本战败之后的1946年8月，老鲍威尔前往东京法庭，做了题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十年》③的证言，但就在之后不久他就因为脚气病的后遗症导致心脏病发作并入院。回到美国之后，老鲍威尔数次被心脏病所折磨，最终不幸于1947年去世，享年59岁。小鲍威尔对我说，如果不是被日军逮捕、迫害，父亲一定不会就这样去世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父亲也是战争的一名遇难者。 小鲍威尔于中国“五·四运动”的1919年出生在上海，毕业于美国的大学。1943年至1945年，他被美国政府派遣到重庆，从事对日军空投宣传单的情报工作。日本战败之后他返回上海，接替他的父亲重新开始了曾被日本当局勒令停刊的《密勒氏评论报》制作出版工作。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报刊的发行依旧没有停滞，并且在朝鲜战争中持反对美国的立场，揭露了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情况，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④可惜后来报刊缺乏出版资金，最终于1953年停刊，小鲍威尔返回美国。 回国之后的小鲍威尔立刻成为了麦卡锡主义反共攻击的目标，他被当时的乔纳森委员会公开质问，并被贴上了“赤色”的标签，事实上被剥夺了其从事媒体工作的权利。然而他没有屈服，与委员会的阴谋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小鲍威尔根据美国的《信息公开法》，将到手的华盛顿国立档案馆的一份永久秘密资料公开在美国物理学团体的原子能科学教育协会月刊《原子科学家公报》1981年三十八卷《日本的细菌兵器——1930至1945年》专题栏目中，题为《被历史隐藏的一章》。⑤这份资料暴露了日本战败之时，驻扎日本的GHQ总司令麦克阿瑟与美军第二参谋部部长威洛比少将等人与日军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做了一笔交易，731部队将细菌战人体试验的资料移交给美军，相对应的美军不再追究日军细菌战罪行的那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在日本的“家永教科书诉讼案”中，原告方的证人松村高夫在意见书《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是国际性常识》中也提到，小鲍威尔的这篇文章为确定731部队的存在事实与罪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⑥ 被震惊的美国政府匆忙以涉嫌泄露国家防卫机密罪为由逮捕了小鲍威尔，小鲍威尔则凭借《信息公开法》为自己辩护。最终，在国际社会要求言论报道自由的积极声援下，小鲍威尔避免了牢狱之灾。 鲍威尔笑着对我这么说：“父亲被日本当局逮捕，儿子被美国当局逮捕，这种命运很可笑吧。”从他的神情之中，我看到的是一种坚韧不屈的媒体人精神。 1946年老鲍威尔前往东京出庭作证后不久因心脏病入院之时，小鲍威尔从上海飞往东京看望了父亲，在病榻上父子二人交谈了三天。老鲍威尔说：“我对日本的憎恨已经伴随着日本的战败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而消失。”他还对日本未来的民主重建充满希望，并预感日本将会自发的形成追究战争责任的民众运动。之后小鲍威尔匆匆赶回上海操办报刊出版的事宜，双方的一席对话也成为了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