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继日本殖民地朝鲜发生万宝山·朝鲜事件以后，中国又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有关此后朝鲜华侨的状况目前还存在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朝鲜华侨的研究极少。已有研究中，论及这一时期的成果有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的《韩国华侨志》①，其论述的重点并非这一时期，且对于警察的逮捕、刑讯和杀害等镇压行为只是点到为止；杨昭全、孙玉梅的《朝鲜华侨史》②讨论了日本殖民地中的镇压、归国华侨的抗日活动和华侨学校中教师的抵抗；安井三吉的《帝国日本与华侨》③讨论的是日本、台湾地区、朝鲜的华侨，虽然对于考察朝鲜华侨近现代史和东亚中的定位具有参考价值，但该研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和台湾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镇压事件”，颇值得怀疑，而且该研究没有注意到在这一延长线上朝鲜华侨在同一时期的抵抗。诸如此类，虽然相关研究已在缓慢进行，但还只是刚刚起步，对朝鲜华侨和傀儡政权的关系尚未能做出充分的阐明，另一方面也有些强调遭受日本镇压的被害者的一面。对于抵抗方面，仅仅限定于归国华侨参加八路军等。 为了打开局面，本研究拟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45年日本战败这一时期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和普通华侨的动向。研究中，笔者将关注朝鲜华侨在傀儡政权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以下称作南京汪伪政权)成立时候的动向。尤其关注朝鲜华侨的抵抗，深化对包括游击队在内的抵抗活动的实证研究，并加以分析和考察。 一、抗战爆发后朝鲜华侨的整体应对概况 首先来看一下华侨的人口推移。1930年朝鲜华侨人口为67794人(男55973人、女11821人)，但万宝山·朝鲜事件、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1931年总人数锐减至36778人，是1930年的54.2%。1932年，华侨人口为37732人，1933年为41266人，1934年为49334人，1936年为31711人，此后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华侨人口始终在4万人上下浮动。但是，如果把1945年日本投降前从中国东北和山东省强征的约两万华工计算在内，华侨总数应为6万人。④若按《釜山日报》的报道，3万朝鲜华侨中的6成已经回国⑤，卢沟桥事变后，华侨人数短时间内的确有可能曾下降到1.8万左右。 那么，卢沟桥事变以后华侨的归国情况如何？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陆续有华侨回国，每天约有四五十人经仁川回到中国。然而，由于山东政局的恶化，从仁川出发前往山东的朝鲜邮船停运，造成7月20日以后蜂拥赶至仁川的约5000名朝鲜华侨被困在华侨街。虽然朝鲜总督府与威海卫的英国船舶曾进行过交涉，但未获答复。仁川、镇南浦、新义州等地的华侨越来越多，当局开始采取一定的保护和监视。8月23日，仁川野口商会的中国汽船利通号在仁川临时入港，华侨们争先上船，但是考虑到青岛、芝罘比较危险，所以这艘船一开始并未起航。在华侨的怂恿下，经过相关各方的游说，26日约1000名华侨从仁川出发。⑥ 就这样朝鲜华侨中不断涌现出已经回国和准备回国的人。因此，8月9日总领事范汉生拜访朝鲜总督府外事部松泽部长，提出要求，称“由于日前将有3000多名华侨从釜山港启程回国，所以请准备船舶”。对此，松泽表示“即便事态发展到最坏的地步，作为我帝国方针也绝不会影响到在朝鲜的中国人，所以请总领事代为向在朝鲜华人转达请安心生活”。⑦尽管如此，但如平南道的华侨，原本有6000多人，最后由于回国的人颇多，只剩下2700多。对此，有人认为留下的大部分都是农民和工人⑧，这表示有钱人都回国了。事变发生前，釜山也曾经有500多华侨，但事变后减少到300多，釜山领事馆副领事一家也都回到中国。⑨ 不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流。7月19日，从芝罘、威海卫出发的利通号载131名中国难民在仁川入港。问其原因，答曰“比起本国，文明的日本更为安全”。⑩汉城的农民王成大还因担心战事扩大而拿着卖掉家产得来的300日元和一辆别人送的自行车从仁川回到山东。不过，他刚一在中国登陆，就被强迫去参加中国军队。由于他拒绝参军，所以300日元和自行车都被没收。一气之下王成大再次回到汉城。(11)春川还发生了如无业人士李某(朝鲜人)趁乱威胁种植蔬菜的华商毕鹿宽“交出所有的钱”这样的一些小事件。(12) (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的转向过程 12月，首都南京陷落。与“接到捷报后满街的喜庆”形成对比的是，汉城的总领事馆“死寂般的黑暗”。据说面对京城日报记者的采访，接待人声称范汉生总领事“因病卧床”，已经休息(13)，婉转地拒绝了会见的要求。由此可以推测，南京陷落带给范汉生巨大打击，成为其以后改变态度的重要转折。在这种情况下，12月19日，釜山领事陈祖偘为了确定自己的态度，来到汉城拜访范汉生总领事，但是范已经出发去了天津，不在馆内。无奈之下，陈为了与神户总领事商量，20日，“秘密”乘关釜(下关—釜山)联络船，前往神户。据说“属国民政府直系的陈领事的态度颇受关注”。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发给釜山领事馆的经费不足，10月以后这种经费便中断了。(14) 12月14日，临时政府在北平(即北京)成立。随之，国民政府调任釜山领事陈祖偘代替范汉生代理京城总领事，又升釜山副领事程心益为领事，命神户领事魏友琴(锡)兼任京城领事、升横滨副领事林定年为京城领事。据说汉城因为总领事要在“华北新政权”下接受任命，甚为吃惊。也就是说，虽然国民政府失败了，但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最初的时候国民政府是想把临时政府放在自己的影响之下的。因此，虽然陈、程、魏、林等人欲往汉城赴任，但却遭到了釜山宪兵队的阻拦，无奈之下只得退回东京的大使馆。就这样陈等人在下关进港，为了与徐世英大使商量解决办法乘火车前往东京的大使馆(魏友琴需要在神户总领事办公，所以与仁川总领事曾广勋一同在神户下车)。他们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庆尚南道的跟踪，到了下关，山口县又派一名巡查继续跟踪，在宫岛，又被广岛县警察接替继续跟踪。陈等众人“对日本军部当局的举措愤慨难忍”，难以抑制对加入“新政府”的原汉城总领事范汉生等人的怒火，认为他们的行径是“罹患了日本病而发狂”。结果，这一问题是由于范汉生向当地军部活动而引起，被看作“是两国之不幸，令人费解”。(15)1938年1月2日，陈祖偘和釜山领事馆的随习领事曾鼎钓二次进京(东京)。1月11日，曾鼎钓通过P.O汽船会社从横滨、香港回国。陈祖偘和金祖惠、林定年、张相等连日进出于大使馆，与许世英大使商量朝鲜领事馆问题和自身前途。但因许大使也正在和日本外务、内务两省协商，所以没有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