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在美国及国内中间势力“军队非党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动接受美军新闻机制，将问题丛生的军委会政治部缩编为国防部新闻局。地位更低、更受将领轻视的军队党部，亦被迫取消。学界对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北伐时期，其次是抗战时期。越往1949年延伸，成果越少。对于战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转向，海峡两岸均未见有学术论文发表。①本文以1945-1946年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转向因素为切入点，主要目的如下：第一，通过回溯国民党军队政工体制的沿革，深入剖析军权、政工、党务三者之间的关联及其不断变动的因由，以加深理解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全貌，并由此解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迅速衰败的缘由所在。第二，从军队国家化这一视角，审视分析抗战胜利前后的民盟与国民党之间的双边互动，以此深化对国内中间势力的探究。第三，从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出发，梳理探讨抗战胜利后初期中美之间的军事、政治关系，借以深入解读美国对国民党军队发展走向的影响力。第四，中国近代的军事现代化，主要包括武器装备、精神培育、后勤供给等几大因素的建设。本文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转向，放置在军队现代化的轨道上加以考察，以便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扼要对比，找寻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方案。 一、将领对政治工作的轻视与对武力的过度迷信 国民党自孙中山始，即一向看重枪杆子，轻视军队的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在革命连番受挫之后，国民党接受了苏俄以党领军的模式，引入党代表制及政治部制。理论上，政治工作是国民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党与政工是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对内训练、对外宣传与对敌斗争，必先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确定路线，制订政策，提出政治口号，然后政工机构据以推行，求其实现。这是保证党对军事领导的重要环节，也是国民党掌握武力的必然途径。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因有党代表制作为支撑，政治工作的效果尚能彰显。但国民党内真正愿意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甚少，党内和军内高层都寄希望于既不诉诸组织上的严密建设，也不通过耐心地说服宣教，而只是简单地借助不加甄别的集体入党，就能够组建一支所谓的党军。② 清党后，国民党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重建工作处于放任、停滞甚至退化状态，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魅力荡然无存。③1928年，军队政工人员提出恢复北伐时期的党代表制度与政工制度，无奈屡次遭遇各类军事将领的抵制。1929年初，蒋介石曾想补救政工体制，任命负责党务的陈立夫兼任军委会政训处主任。这未尝不是蒋对党代表制废弃后的应对之策。陈立夫起初想借助负责党务的根基，以政治工作为途径向军队渗透势力。可惜伴随党的权威的丧失，陈氏兄弟控制的中央党部实际沦为南京政府中的一个政治派别，在黄埔系的阻挠下根本不能进入军队。军队党务虽然挂着中央党部组织部的招牌，但中组部所辖军队党务处(初名军人组织科)自始即被黄埔系掌控，中组部仅留虚名。军队党务处不受中组部的过问与节制，对全部军事党务系统的人事调配有自由处理之权。军队党务实际领导机构为军委会特别党部，形成与中央组织部并驾齐驱的独立局面，等于分割了CC系独占国民党组织权力的一半。其结果，军队党务脱离了中央党部的掌控，而由军事长官统属，党在军队中完全处于从属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国民党与军队政治工作逐渐脱节，党逐渐不过问政治工作。政工人员也逐渐与党脱离，不认为与党有何特殊关系。甚至自1935年12月起，军队中的党务活动暂行停顿，军队党部一律撤销。④自此，国民党军队中仅仅保留单一的政训处。或许担心军事将领脱离自己的管束，蒋介石又明令政工部门负责人不能由部队官长兼任，而只能由不带兵的黄埔毕业生负责，这一时段的政工负责人贺衷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为适应抗战形势，1938年初军委会政训处改组为政治部。各部队政训处更为政治部，扩充编制，连队增设指导员，普及政训工作，并协助地方处理战区政务。⑤针对主张恢复北伐时期政工制度和党代表制的呼声，1938年2月，政治部长陈诚反驳道：苏俄创始政工制度是因部队素质不良，对主义没有认识，缺乏信仰，因此设立党代表宣传主义，以便人人为主义奋斗。而“国军”与苏俄红军不同，官兵都是国民党员，信仰一致，因此不需要设立党代表制。⑥ 陈诚的辩解之词，完全遵循蒋介石以往取消党代表制、弱化政治工作的例行解释套路。国民党政府既要维护军事长官的权威，又要使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党的至上权威作为依托的政工体制在各级部队中推行开来。这样，政治工作实施的结果只能如同以往一样陷入话语解释、实践操作的两难困境。更匪夷所思的是，国民党高层军事将领对组织、主义与信仰的认识太过随意与轻忽，数十年一贯制地将组织上集体入党等同于思想上集体信仰三民主义。这种把组织的接纳与信仰的皈依简单等同的恶果，早在孙中山时期，就有陈炯明属下全体党员的粤军炮轰总统府的恶例。谁能想到，国民党高层在此问题上三番五次地健忘呢？ 1938年，蒋出任国民党总裁，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发起改造党的运动。受中共快速发展的强烈刺激，1939年初，国民党召开全会，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和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⑦和中共对比，国民党在军队中的地位过于低下，为提升党在军队中的形象与地位，蒋介石1939年3月电饬恢复各级军队党部。国民党政府颁订军队党务工作实施纲要，部队分设特别党部、团或区党部、连党部或区分部三级。连党部之下设小组。稍后拟定的军队各级党部组织条例规定，工作人员“以各该级主管及政治工作人员兼任”为原则。⑧清党前，党与政工至少在理论上是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党代表的地位高于政工负责人。孰料抗战时期再次恢复军队党部，制度上党务却以政工人员为兼职。这无异于从法理上再次如同“剿共”时期那样，把党部置于政工机构之下。诚如王奇生所言：“政工人员与职业带兵官难相颉颃，政治工作成了军队的附庸，党务又成了政工的附庸。”⑨ 国民党军事将领以军控党的积习深入骨髓。1939年4月，陈诚呈文蒋介石：军队政训即党在军队中的工作，政工人员代表党在军队中工作，故军队中党务与政训应为一体，中组部军队党务处应即行结束，工作人员调至政治部军队党务管理处工作。中组部长张厉生反对陈的提案，主张保留中组部军队党务处，主管军队党部设计考核登记及党证制发，政治部执行军队党务训练宣传事宜。⑩蒋最终采纳张厉生的建议。陈诚企图结束中组部军队党务处的提案，比战前黄埔系对中组部的抵制更甚，即不仅要夺其实，甚至连其名也要除去。中组部尽管保留了军队党务处，但文人出身的党务人员被禁止干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较之战前，党在军中的地位，不仅未因恢复党部而得以提升，反而从制度上固定了党在军队中的“小三”地位，军事将领军权独大的心态更为昭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