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1)06-0027-10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改旗易帜,“皈依”三民主义,东三省即被纳入到国民党政权的版图之内,由此国民党在东北的党务如何发展就成为国奉关系的焦点之一①。易帜后国民党在东北存在着“官党”与“秘党”的双重面相。一方面,为保东北政权,奉系致力于争夺国民党公开党务领导权,使国民党成为奉系的“官党”。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在东北的“秘党”,奉系实行打击和排斥政策,企图把东北的国民党完全纳入其领导的轨道。出于与国民党争夺东北党权的需要,奉系高层必然得加入国民党,由此奉系也就一步步走上了国民党化的道路。奉系国民党化以中原大战为分界点,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随着奉系高层不断地加入国民党,其国民党化也基本完成。本文仅从组织关系角度,对奉系军阀的国民党化及其间国奉双方在东北党权方面的博弈加以初步探讨。 一、奉系对东北国民党公开化的因应 东北易帜前,国民党在东北就已经建立了地下组织,秘密发展党务。1927年国民党分共清党,东北各省先后成立党务指导委员会②,1928年春为配合二次北伐,国民党中央又改派东北党务指委③。同年6月,国民革命军平定京津后,国民党虽对东北问题谋求政治解决,但仍为国民革命军进入东北暗做准备。如奉天省党部④特派梅公任、张骧涛等人,组织奉天市党部,“期望中央军进攻东北时,为之内应”⑤。国民党黑龙江省负责人王宾章遣杨致焕、王汉倬二人密抵南京,报告“黑省人心趋向中央,请求建立各县及学校党部”;嗣后又密派单成仪、李桂庭为黑龙江党务特派员,“展开江省党务与民运工作,响应南北统一运动”⑥。李桂庭此时公开身份为启明学院董事长,自从担任黑龙江省党务特派员后,积极联络黑龙江哈尔滨的军事行动,深入各县,大量吸收党员,策反驻军⑦。不久李身份暴露,奉系颁令通缉。11月29日,国民党奉天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临时办公处启明学院被军警包围搜查,携去文件多份,指委会宣传部秘书韦仲达等被捕⑧,启明学院被封闭解散,东北国民党组织遭到破坏。 国民党东北党部在为国民革命军进入东北做准备的同时,国民党中央正在与奉系就东北国民党公开化问题进行谈判。国民党与其他地方军阀的本质区别就是有一套政治理论,这也是国民党取得政权、控制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奉系军阀和其它旧军阀一样,没有“明确、统一的政治理念”⑨。通过战争的实践,张学良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政治理论的威力和奉系的不足:“如果全国都信三民主义,中国能够统一。咱们东北军什么主义都没有,现在占了……这么多地盘,可是我们连一个好县长都派不出去”⑩,所以他深怕国民党在东北开展党务、宣传三民主义会动摇奉系的统治根基。因此东北易帜谈判时,对于国民党在东北公开发展,奉系最初并不同意。 然而东北统一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已是大势所趋,国民党迟早得在东北建立党部,所以争夺国民党东北党务领导权就成了奉系巩固在东北统治的重要策略。为此奉系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第一,以党部问题为东北易帜的条件之一,尽力延缓国民党东北党部的建立。如1928年7月14日和8月4日,张学良与国府代表谈判时,虽然两次都表示原则同意易帜,但均提出外交、党部、政治分会和热河四项前提条件。其中党部问题,前一次张提出:先派员赴南京见习,再行举办党部(11);后一次张则提出:党务指导委员会,须经三省政府同意后方始成立(12);之后在谈判中又要求“国民党党部在东三省暂缓设置”,“所有特委员及中央党部人员,现在东三省秘密工作者均一律撤回”(13)。显然奉系是把党务与易帜挂钩,迫使希望统一东北的蒋介石在东北党务问题上让步。 第二,屡派赞同易帜或与国民党有渊源之要员南下接洽党务与易帜,以便于转圜。1928年8月至9月,张学良先后委派邢士廉和胡若愚为驻京代表,委派老国民党员、前国会参议员奉天人王治安赴沪,10月末又特派邢士廉、王树翰为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全权代表进京,接洽易帜和党务。12月2日,邢士廉、王树翰见蒋介石,对于东北党部问题,称“张学良已选定多人来宁学习党务,俾明了真正党义后,与政府合力建设东北党部”(14)。奉系派代表南下,国民政府亦派代表北上,双方均借代表之口,表达各自真正意图,利于即时沟通,消除猜忌和误会。 第三,以退为进,制造友善氛围,以换取国民党让步。1928年8月,奉系单方面宣布将前此被捕入狱的东三省国民党员,一律释放,并对以前禁售的三民主义一类书籍和报道国民党消息的《东方杂志》、《国闻周报》之类刊物,一律解禁,允许在东三省自由销售,以表示服从三民主义之诚意(15)。之后,在国民党要求将“在秘密时期,为工作被捕之党员”,“一律释放”(16)的情况下,为进一步缓和双方关系,奉系再次让步。12月8日,奉系将前国民党奉天党务负责人钱公来开释。12月中旬,为搜检启明学院一事,张学良致电北平进行解释:“东省对于党义,屡经表示赞同。党员工作,本无取其他秘密。前此逮捕党员钱某,业经释放,并已派员去京。此为良并不反对党务工作之证明。至‘启明学院’一案,实因街市发现种种反对国民党等传单,经严密侦察,实为该学院所发出,故不得不加以逮捕,彻查讯究。”(17)启明学院一案,本是因为国民党不顾南北和谈之大局,以秘密方式暗派人员在东北开展工作,运作南北统一,致使东北局势紧张,奉系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之结果(18)。然而,张学良此时却隐瞒真相,委曲求全,为国民党开脱,但张还是对国民党采取“秘密”的地下方式进行了婉转的批评,表示了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