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无止境，学者要在不断修正错误的基础上进步。拙文《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刊于《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发表前后，有较大的反响，得到一些同行谬奖，也有朋友提供新的见解与资料。①这些意见与资料使笔者对相关问题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觉得有必要对拙文中的某些论点进行修正，或做进一步的阐发，从而加深对问题的探讨。 一、修正：蒋介石日记中确曾称赞过胡适 《近代史研究》编辑在审读《差异何其大》的初稿时，曾善意提醒笔者注意蒋介石日记中是否有对胡适“较好的评论”，如有，也要写入，以保证立论的“全面和平衡”。但当时笔者所摘抄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胡几乎无一正面评价。2010年年底，台湾辅仁大学高纯淑教授提供了一则蒋介石日记，恰是笔者所漏抄的，促使笔者对拙稿的某些论点进行反思。 高教授提供的蒋介石1953年1月17日的日记如下： [昨]晚课后，约胡适之先生单独聚餐，谈话二小时余。对余个人颇有益也。甲、汪裕泰外汇套汇冤枉案。乙、总统只有减刑权，而无加刑权，不可滥用其权之意。丙、保安司令部与特务人员之作威，令人不敢言。丁、教育界待遇太微薄。戊、效忠总统之标语，不应有。惟此余答其今日国家未恢复，一般官兵对效忠国家标语不能深入，而且事实上今日国家仍须由总统领导来恢复，过去总统下野，国家沦亡之教训，不能不深切注重，故余对此标语未予阻止也。其他皆为金石之言，余甚感动，认其为余平生之铮[诤]友也。② 1953年1月16日，是胡适离台的前一天，蒋介石请其聚餐。胡适当天也有详细的日记： 蒋公约我吃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③ 两相比较，蒋介石对胡适的意见记得全面仔细，并有自己的解释。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当时确实对胡适的意见是“容受了”，表示“甚感动”，高度评价胡适是其“平生之铮[诤]友也”，认为胡的意见为“金石之言”，对他“颇有益也”。《差异何其大》一文虽述及1952年、1953年胡适回台期间蒋胡二人的交往，但强调的是二人感受的不同。 因笔者漏读蒋1953年1月的这条日记，拙文中有“看到蒋介石自1950年代起在日记中提到胡适便深恶痛绝、私下痛骂”之句，事实上形成台湾时期蒋介石日记中对胡“几乎无正面评价”的结论。这一论点需要修正：至少在1953年，蒋的日记中对胡适是有好感，甚至是有称赞的。 前引蒋介石所记见面时胡适对他所提到的第一点，为“汪裕泰外汇套汇冤枉案”。胡适的日记中，并未提到此项内容。汪裕泰茶庄系一家知名商号，由胡适同乡、绩溪县上庄镇余川村人汪立政(其故居与胡适家仅相距2公里)创立，历经祖孙三代120余年，曾先后在上海等地开设茶庄、茶行20余爿。胡适与汪裕泰茶庄关系密切，1920年代在上海时曾客居茶庄。抗日战争期间，汪裕泰将部分业务转移至台湾发展。台湾在1950年代初期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套汇”是个很重的罪名。胡适在短暂回台期间，当面为汪裕泰套汇案向蒋介石说情，乡情乡谊应该是很大的因素。这件事说明，胡适对蒋介石的要求，并非只有政治方面的，也偶有利用两人关系徇及私情之时。 二、补充：蒋介石曾连续资助胡适 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包含了与蒋介石相关的大量公文、函电、批示、照片等，数量巨大，是研究近代史，尤其是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与近代人物的宝藏。此档案已经进行过数字化处理与编目，查阅与利用较为便利。以“胡适”为关键词进入“蒋中正总统档案”的检索系统，查找到410件函电，既有胡适与蒋介石间的往来函电，也有其他函电中涉及胡适的。 其中，最引起笔者兴趣的是1950年代初蒋介石与俞国华之间的一组电报。④这些电报均内容简短，全录于下： (1951年5月15日)俞国华同志：代送于斌、于竣吉、胡适之、陈立夫各位美金各五千元。中正。十五日。⑤ (1951年12月11日)俞国华同志：本月十七日为胡适之先生六十诞辰，请予[与]宏涛同志代往祝贺，并送其美金五千元为盼。中正。⑥ (1952年6月19日)俞国华同志：请发陈立夫、胡适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代送为盼。中正。⑦ (1953年2月5日)俞国华同志：即送胡适之先生美金五千元。中正。⑧ (1953年7月17日)俞国华同志：代发陈立夫、胡适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又托谭伯羽先代汇德友鹰屋君叁千元为盼。中正。⑨ (1954年5月1日)俞国华同志：请发胡适与于斌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中正。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