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紧接前两次对中央苏区的失败“围剿”，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指挥，出动麾下精悍部队，表现出比前两次“围剿”远为认真的态度，事实上，这也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战场上的第一次真正交手。这次“围剿”历时近3个月，时间超过此前的两次“围剿”及后来的第四次“围剿”。双方对垒的结果，蒋介石深刻体会到中共和毛泽东的非同寻常，对“剿共”战争的艰巨性有了更加充分的切身认识；红军则利用灵活、大胆、机动的战术渡过难关，但自身的重大损失及生存发展方式中的隐忧，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压迫下，也逐渐显现。这场“围剿”和反“围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除国共两个主角外，宁粤冲突的因素始终牵动着整个事件的进程，而九一八事变，则直接成为“围剿”的终结者。事实上，离开国内外诸多因素复杂互动的背景，当年发生的许多事情，或许都难以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解释。① 第一、二次对江西红军的“围剿”连遭挫败后，蒋介石不得不认真面对眼前的对手。准备第三次“围剿”时，明显区别于此前“围剿”军中几无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状况，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蒋信重的将领出现在“剿共”名单中，显示出蒋对“围剿”红军的重视程度大大加强。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发出书告，宣称：“今政府决于匪祸已成之区，大举师徒，克期剿灭，于匪祸未成之区，积极清乡，防其滋蔓……如此悉全国之力，以扑方张之寇，自可壁垒一新。”② 更能显示蒋介石决心的，是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半个多月，6月22日他亲至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长期驻在江西，就近指挥战事。在赣期间，蒋介石与部属反复研究“进剿”方略：“此次剿赤，惟有隐蔽兵力，声东击西，预备强大兵力出匪不意，凡抄袭部队须冒用红旗，使匪混乱也。”③此时，苏区核心地域位于赣西南的东固地区，这也是前两次“围剿”国民党军的伤心地；而红军主力由于担负筹款、开辟新区任务，正集中在赣闽交界地区，“围剿”进攻方向在此两点中如何抉择，颇费思量。在20日致何应钦、熊式辉电中，蒋提出的初步计划是：“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继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④反复权衡之后，6月下旬，蒋决定不以苏区核心区域为主攻方向，将主攻击点放在其所判断的红军主力所在方向，即赣东左翼一线，对此，其日记中记有：“研究战略，决定右翼地形复杂，进展困难，故取守势，暂不求进步，所以重兵贯注左翼，另以强大部队第六、第九两师控置于黎川、建宁与南丰之间，以备赤匪由闽边以抄袭我主力之侧背也。深思熟虑，终觉战略未妥，于心不安者，而今则贯通断行必无疏漏矣。”⑤6月底，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三军团(第五、八、二十四师)、第四军团(第九师)、第一路进击军(第六师)、第二路进击军(第十一、十四师)共7个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南丰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一军团(第六十、六十一、五十二师)、第二军团(第二十五、二十七师)、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五十四师)共7个师从吉安进攻；第十师及攻城旅为总预备军。第二十八师、第七十七师及第十二师之三十四旅，为吉、泰、万、赣四县守备军。第二十三师、七十九师、骑兵第一师位于南城、宜黄、临川、樟树地区，担“清剿”和维护后方之责。当时报章报道：“赣省现有军队，合计不下二十万人。”⑥蒋介石计划采用“长驱直入”、“分路围剿”的战法，左右两翼形成钳形攻势，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清剿”，捣毁苏区。 从展开对苏区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以来，面对政治不良导致的中共革命“星星之火，若将燎原”⑦的局面，国民党方面也在力图改进统治，与中共展开政治争夺。作为“围剿”的直接组织者，何应钦对政治不良的现实有深切反省：“各地为政的人，往往不着力于改善农工生活，甚至听凭贪污土劣去摧残他们。试想一般啼饥号寒的人，有苦无从告诉，再加上一部分不良军警的骚扰、官吏的剥削、党部的因循，自然而然逼着他们走上土匪的道路。”提出：“要消灭共匪，非党政军全体总动员集中力量团结意志不能挽救危机，军事只可以治标，正本清源以及休养生息的种种任务，是望政府和党部来担当责任。”⑧蒋介石本人对与中共展开政治争夺也有清醒认识，认为：“我们纪律和工作超过土匪，超过共产党，然后才有剿清他们的希望。”⑨因此，国民党方面在准备“围剿”时，十分注意政治工作的加强，1931年初，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开办特别训练班，下分“剿匪宣传队”，施以政治宣传训练，再以团为单位分配到前方部队，指导政治和宣传工作。在给特别训练班的训话中，蒋介石数次提到：“剿匪的实施宣传要占六分力量，军事只能占四分力量”⑩，这应可视为其后来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始版。6月，南京中央发布对各级党部训令，要求加强与中共全方位的政治争夺，特别指示“组织健全的巡回乡村宣传队”，进行“剿匪宣传”。(11)为配合“剿共”军事、增进行政效率，6月，南昌行营设置“党政委员会”，蒋自兼委员长，将江西全省“剿匪”区域共43县划分为9个分区，每区设置党政委员会分会，负责指导各区军事、政治、经济等事务。(12)7月，蒋介石通令各“进剿”部队“关于宣传事项，应由党政委员会指导施行，俾收统一之效”。(13) 与国民党方面积极准备相比，红军方面当时多少显得有些放松。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判断：“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的可能。”(14)6月22日，在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已剑拔弩张之时，红军总前委一方面判断“目前蒋介石准备三次进攻革命，已是事实”，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广东军去打长沙，而红军又不打抚州，则蒋自然也会先打广东的。因此目前我们不再向抚州逼。如敌退出南丰，也只用少数部队进南丰，而不以大部队逼抚州。我们的队伍只在蒋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广东政府的地方。这样就使蒋不得不对红军转处守势，去对付广东政府。”(15)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敌人如由南丰前进，只能在广昌以北有船运输，所以敌人八月十五号以前只能进到广昌。以后有新谷了，才能再进。七月以前我们可以努力筹款。八月也可以不管他，主要在于、瑞、石、汀四县布置巩固苏区做战场。”(16)显然，红军对国民党军如此之快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缺乏充分估计，之所以如此，一是认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方面短期内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围剿”；二是注意到宁粤间爆发冲突的可能，判断此一事态势必影响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