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普拉杜姆纳·Ｂ·拉纳 潘林锋 编译） 一、引言 本世纪最重要的发展特征是苏联模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戏剧性瓦解。这一过 程始于６０年代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１９７８年后在中国表现得 淋漓尽致，中国采取的经济改革，其中包括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大力发展乡 镇企业，把价格推向市场，等等。由于生产者的动力大大提高，产值也迅速增加 ，中国这些早期的成功经验在１９８５年为戈尔巴乔夫带来了“新思维”。于是 ，到了８０年代中期，亚洲的计划经济国家，如越南和老挝，也纷纷投入到各自 的经济改革当中。接着缅甸亦于１９８８年开始其整个经济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从未有过象今天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大的经济改革浪潮中 。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其自身远比这些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要复杂得多。许多事例表明，当初尚缺乏向市场体制过渡的最基本架构，甚至连 一般市场概念也一无所知。 然而，在上述架构里，经济转型中的亚洲国家（ＴＥ∧Ｓ），如中国、老挝 、蒙古（有时除外）、缅甸及越南等，其运行状况则要比东欧和前苏联（ＥＥＦ ＳＵ）好得多。究竟是初始条件不同抑或政策选择上的不同，从而造成两种不同 的发展状况，这些问题已成为理论界的热点之一。 一种观点认为，决策是关键因素，这包括决策的制定与实施的程序，体现了 “循序渐进”的优点。案例来说，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依据。有 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先从农业和乡镇企业着手是十分正确的。亦有人赞同中国先 经济改革而后政治改革这一做法，这与东欧和前苏联在顺序上恰恰是相反的。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种种研究报告均说明决策设计与实施的重要性。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并非缘于“渐进主义”，亦非改革实验 ，而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使然，因为其自身架构十分有利于整个改革。苏东的经济 结构决定了其要么增加改革的成本，要么促使改革紧迫性的出现。根据这一观点 ，循序渐进在苏东国家是行不通的。因而提倡“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其中包括 迅速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等。 本文则从初始条件和决策因素这两方面着手，探讨转型中的亚洲国家与前苏 东国家目前所表现的不同发展状况。 二、比较经济：亚洲国家与前苏东国家 前苏东国家经济自由化的发展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尽管波兰、捷克和匈牙利 已出现复苏的迹象，但三国的国内产值总体而言呈现下降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最近的有关统计资料表明，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间前苏东国家的实际国内生 产总值平均每年下降１１％。不出所料，工业生产比农业生产的状况还糟。此外 ，产值的下降还伴随着高通胀率，这一点在波兰和保加利亚尤为明显。 与此相反，经济转型中的亚洲国家自改革以来总体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势头， 增幅与改革前也基本一致。价格稳定方面亦初具成效。 ⒈初始条件与外部因素 经济转型中的亚洲国家与东欧国家各自不同的体制结构，主要体现在其农业 和重工业所占的不同比重。重工业在东欧国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农业相 对来说并不重要。另外，东欧国家过分强调工业化则是以牺牲服务业为代价的。 相反，在亚洲农业所占的比重非常之大，尤其中国，尽管拥有厚实的工业基础， 但农业则更为重要。以劳动密集生产为基础，农村经济大体自给自足，从而十分 适应变化与改革。 尽管集体化程度很高，家庭经营仍是亚洲农业生产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基本单 位，而有关技术也适合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因此，这相对容易产生竞 争机制，这也是以高度机械化农庄为特征的前苏东国家所难以实现的目标。再者 ，开放的农村经济为小额贸易及种种行业活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开始形成以乡 镇为主干的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方面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中央计划经济的程度不同。首先，有关 资料表明，在老挝、缅甸和越南，国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远比东欧国家小得多。甚 至国营工业起重要作用的中国和蒙古，其重工业的比重亦比东欧国家小。其次， 前苏东国家的统筹计划特征比经济转型中的亚洲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尤其在国 家计划物资材料分配等方面。再次，在给予地方政府自主权方面，亚洲这些国家 也比前苏东国家要来得多一些。 第三个体制方面的不同之处表现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相互影响。除 蒙古外，中国、老挝、缅甸和越南基本上其政治体制保持着高度的延续性，因而 有利于自始至终的改革进程。相反，多数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地位急剧下降，对经 济的控制大为削弱，这反过来又导致国家对国营企业控制能力下降。因此，对改 革的要求必然是暴风骤雨式的。另外，由于冷战期间长期被阻隔的政治、经济、 宗教、文化及血缘的关系，使得东欧国家迫切要求“重返欧洲”。 第四个不同点在于，中国、老挝和缅甸的贸易格局不受“经互会”的影响。 另外，亚洲国家中的蒙古和越南，尽管贸易上由于“经互会”解体及苏联停止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