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上清晰地显示，《平原》的定稿日期是2005年的7月26日。很遗憾，开工的日期我忘了写了。但我是记得的，那时候很冷。我对“冷”很敏感，因为我怕冷。我的生日是1月19日，用我母亲的话说，那是“四九心”，是冰天雪地的日子。在我离开母体之后，接生婆把我放在了冰冷的地面上，中间只隔了一张《人民日报》。按照接生婆的说法，她这样做有两样好处，一是去“胎火”，二是孩子长大了之后不怕冷。经过接生婆奇特而又美妙的“淬火”，照理说我应该是一个不怕冷的人才对。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我怕冷。我怕冷是写作带来的后遗症。——在我职业生涯最初的十多年，写作的条件还很艰苦。因为白天要上班，我只能在夜里加班，每晚八点写到凌晨两点。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年代，南京冬夜的冷是极其给力的，家里头都能够结冰。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在冬天的深夜，每当我搁笔的时候，需要用左手去拽，右手的手指实在动不起来了。——经历了十多年“寒窗”的人，哪有不怕冷的道理。 也许是寒冷给我带来的刺激过于强烈，一到最冷的日子我的写作状态反而格外的好，都条件反射了。说句俏皮话，我一冷就“有才”。因为这个缘故，我的重要作品大多选择在一月或者二月开工。这个不会错的。如此说来，《平原》的开工日期似乎是在2002年的春节前后。 我决定写《平原》其实不是在南京，而是在山东。 为什么是在山东呢？我太太的祖籍在山东潍坊。2001年，孩子已经五岁了，我的太太决定回一趟山东，去看看她生父的坟。说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我第一次为亲人上坟。——我人生里有一个很大的缺憾，我没有上坟的经验。我在过去的访谈里交代过，我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孤儿。他的来历至今是一个黑洞。这里头有时光的缘故，也有政治的缘故。同理，我的姓氏也是一个黑洞。我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我不姓“毕”，究竟姓什么，我也不知道。1949年之前，我的父亲姓过一段时间的“陆”，1949年之后，他接受了“有关部门”的“建议”，最终选择了“毕”，就这么的，我也姓了毕。——我这个“姓毕的”怎么会有祖坟呢，我这个“姓毕的”哪里会有上坟的机会呢。 说完了这一切我终于可以说了，在上坟的路上，我是好奇的，盼望的，并没有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我太太是两岁半丧父的，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她一直生活在江苏。这个我知道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当时还不知道，“丧父”这件事从来就不会因为生父的离去而结束，相反，会因为生父的离去而开始。生活就是这样，在某一个机缘出现之前，你其实“不知道”你所“知道”的事。这不是我们麻木，也不是我们愚蠢，是因为我们没有身临其境，是因为我们没有设身处地。我再也不想回忆上坟的景象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五内俱焚。我一直在恍惚。我的脑子里既是满的又是空的，既是死的又格外活跃。我对一个词有了重新的认识，那就是关系，或者说，人物关系。我对“人物关系”这个日常的概念有了切肤的体会。哪怕这个关系你根本没见过，但是，它在，被时光捆绑在时光里。 我的处女作发表于1991年。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就技术层面而言，我的主要兴趣是语言实验。到了《青衣》和《玉米》，我的兴奋点挪到了小说人物。山东之行让我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我下一步的重点必然是人物关系。 我记不得我是在哪一天决定写《平原》的了，但是，在山东。这一点确凿无疑。 《平原》是小说，就小说本身而言，它和我的家族没有一点关系，它和我太太的家族也没有一点关系。但是，隐含性的关系是有的。因为特殊的家世，我对“家族”“血缘”“世态”“人情”乃至于“哺乳”“分娩”等话题一直抱有特殊的兴趣。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小说家”，许多人对这句话是误解的。以为我狂。我不狂。我希望我的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幸福，可实际情况又不是这样。我的家族里的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许多人的人生都有无法弥补的缺憾。——我愿意把这种“无法弥补”看做命运给我的特殊馈赠。生活是有恩于我的。 在《平原》发表之后，也就是2005年下半年之后，我的访问和演讲大多围绕着“世态人情”，我的许多谈话都是从这里展开的。不少朋友替我着急，认为我不尊重文学的“想象力”。扯什么蛋呢，没有想象力还写什么小说呢。我想说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不愿意信口雌黄，开口闭口都是永远正确的空头理论。——他的言谈往往会伴随着他的实践，写到哪里，他就说到哪里。在不同的写作阶段，他的言论会有不同的侧重，就这么简单。这也是《推拿》出版之后我反反复复地唠叨“理解力”的原因。 如果你执意要问，你在《平原》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我写作的时候脑子并不那么清晰，这是我喜爱的和刻意保持的心智状态。但我会悬置一些念头。这些悬置的念头是牧羊犬，它领着一群羊。似乎有方向，似乎也没有方向。每一头羊都是自由的，“放羊”嘛。但总体上又能够保持“羊群”的格局，否则就不再是“放羊”。我想我前面已经说了第一条了，为了表达的清晰度，我愿意再把两条牧羊犬牵出来，让它们叫两声。 一、人物关系。还是用“国货”来做例子吧。如果我们把《三国》《水浒》《红楼梦》放在一起，我们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人物关系：《三国》与《水浒》里的人物所构成的是“公共关系”，剑指家国天下与山河人民；而《红楼梦》里的人物所形成的则是“私人关系”，我愿意把私人关系说得更形象一点，叫做“屋檐下的关系”，这里有人生的符咒与密码，“我见过你的”。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学向来有它“潜规则”，——公共关系的“格局”和“价值”大于屋檐下的关系。公共关系是宏伟的、史诗的、大气的、正统的、康庄的，屋檐下的关系呢，它充其量只是公共关系的一个“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