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主持人：程光炜 2005年以来，我们曾经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研究》、《南方文坛》等重要杂志上开辟了“重返八十年代”的栏目，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的问题、边界和方法作了一些初步性的探讨。这项工作，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前奏和铺垫。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在80年代的兴起，逐渐成为一个相对成熟和高水平的学科方向，根本的原因来自它的“古典文学化”。也就是，不单把现代文学看作是一种活动的历史，同时也把它看成是一个可以稳定下来的历史现象，可以按照研究古典文学的方式，对之进行长时期的资料收集和积累，进行大量和丰富的具体作家作品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最后把现代文学变成一种有历史来路、前后传承和看得清楚(吴福辉教授语)的文学史现象。在我们看来，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在进行初步的问题、边界和方法的探讨之后，应该向着“现代文学化”的目标前行。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具有自身历史的独特性，但是不可能脱离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的血脉联系而存在。在漫长的历史链条上，当代文学也许只是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是无尽止的中国文学历史道路的一个小小的驿站。重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学理上逐步完成相对完整的叙述，使当代文学不仅是一个可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一门历史脉络和看得清楚的学问，这一长期、繁琐和细致的研究工作，需要研究当代文学史的同仁的共同努力。 所谓“父子家国”，意指在传统父权式政治文化体制下，所建构出的一套“家国论述”。它以家族中的父子血缘传承为基础，进而延扩出崇尚完整一统而又位阶井然的社会国家想象。对华人社会而言，这套论述不仅是“古有明训”，早已内化于千百年来的人心之中；即或在中西文化剧烈激荡交会的20世纪，同样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即以台湾战后小说发展为例，不仅以父子关系托喻家国沧桑的书写不绝于缕，《孤儿》、《孽子》等书名数见不鲜，研究学者们也习以“孤儿文学”和“孤臣(孽子)文学”等名词，来标示不同时期文学的创作特质。这些现象，一方面印证了“父子家国”之文学文化想象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①；另一方面，也引发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家国”的想象必须建构或寄寓于“父子”关系之上？在文学想象与外在政经文化机制的互动进程中，不同时期的“父子”及“家国”，是如何相互定义并辩证彼此间的关系？作为见证、参与历史社会急遽变动进程的重要象征活动，小说，又是如何借特定的美学实践，体现其间的曲折与裂变？ 在此，先检视“家”的定义及其与“国”的关系。根据旧说，“家”在空间上为“一门之内”的居所；在组织上，系“有夫有妇，然后为家”。②而“男女”与“夫妇”，又是从自然宇宙到人文社会所形成的枢纽。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③，即为此观念的具体宣示。这样的一套论述架构，不但标示出由“(夫妇父子之)家”而“(君臣上下之)国”的层进关系，使“家—国”间的联系成为自然而且必然；其“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之说，也意味着家是重要社会功能之一，即在于通过男女夫妇以完成宗嗣传承和国族赓续。循此，则既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的推陈衍生，更隐含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对血缘关系及延嗣欲望的高度重视。由“父子”完成的“传承”关系及“男女夫妇”所发展出的“性别”关系，遂以此成为绾合家国传承的重要关键。 血缘与政治因素外，“家—国”之组构及联系，更因修辞层面的隐喻转喻，益增其复杂性。尤其在文学想象中，“家”所指涉的，往往不止于由亲子血缘关系所构成的“原生家庭”，同时也包括个人所欲归属的“社群”，以及所认同的“国族”。也因此，在家/国与性别论述的纠结互动中，除却有“一门之内”的特定空间定位与想象投射外，当然也兼具现实层面的男女爱欲生育教养，与象征层面的文化历史认同。经由重重隐喻转喻，遂交错出其极复杂的辩证关系。或许，我们未必要将一切个人私密性的文本，都视为詹明信所谓的“国族寓言”④，但却不宜忽略：华人社会特重家/国关系的论述背景，毕竟会使诸多以“家”为主的书写，同时折射出具有“国”之隐喻的文学想象。 以是，回到对战后台湾文学，尤其是男性小说的观照，我们便丝毫不会讶异，何以其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满怀焦虑痛苦的“儿子们”——无论是无家可归的“孤儿”，被逐出家门的“孽子”，抑或是不想回家的“野孩子”，他们在寻家、回家、离家、弃家历程中的彷徨、挣扎，他们与父祖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所呈现的面向容或各异，但个人与家国、过去与现在的辩证拉锯，多半不脱“父子相继”的思维框架。相较于不少女性小说人物能够随遇而安，在台湾落地生根⑤，背负了传承重任的“儿子们”，却要唯(原初的)家国是念，当然是难为得多了。 然而，时空迁易，半世纪以来，台湾政经社会迭经巨变，晚近各种思潮，尤其对过往崇尚中心一统的家国意识多质疑挑衅。小说既为见证，并参与历史社会急遽变动进程的重要象征活动，其间“父子家国”的定义与互动关系，自必随之一再调整改写。饶有兴味的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吴浊流曾以《亚细亚的孤儿》一书，写尽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在认同上无家无父的悲哀，为台湾文学树立了“孤儿意识”的里程碑⑥；60—80年代，孤儿退位，逆子孽子现身，先后问世的王文兴的《家变》与白先勇的《孽子》，却各自在有家、有父之余，演义出“逐父”与“为父所逐”的相互对话。然曾几何时，儿子们却又不再以家/父为念，或浪荡街头，或混迹黑帮，90年代以降，包括“大头春”在内的各路“野孩子”纷至沓来，亦成为世纪末台湾小说中的另一奇观。从无家、寻家到有家、弃家，从渴盼整全一统到自我崩解离散，个中曲折，既关乎小说美学本身的操演进程，也是半世纪中，家国社会动荡迁变的另类投影。因此，本文即拟以这些小说为主，循序探勘战后台湾小说中“父子家国”的各重不同面向，及其自我裂变之迹。主要论题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