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市街》作为一部回忆性作品，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对于这部作品的研究，目前主要是从萧红散文的艺术风格和萧红生平史料两个方面进行，而相对忽视文本中的叙事性因素。事实上，萧红写作《商市街》，既是现实生活中精神苦闷使然，也包含着挽救爱情、建构自我的积极诉求。本文力图通过对《商市街》的文本分析，发掘文本内外的多重寓意，呈现萧红一些人生重大抉择的内在心理动机，重新建构其命运多舛的女作家的主体性，从而把学术界对《商市街》和萧红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 开端的意义 哈尔滨的生活在二萧的笔下都得到过表现，但是两者表现的内容和立足点却有很大不同。萧军在《烛心》和《为了爱的缘故》中从不同角度写到了他和萧红的初识和生活，通过“英雄救美”、“医院逞威”等情节设置，强调了他的拯救者姿态和为爱做出的牺牲。而萧红在《商市街》中以入住欧罗巴旅馆为开端，回避了自己的创伤经验，使二人在平等、纯粹的两性关系中开始他们的新生活。二萧对爱情与生活的不同理解和表述，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与个体差异。 在《烛心》中，萧军描写了自己苦心炮制作品、卖文为生的惨淡生活景象，而他找出来的“旧作”表达的就是他去解救萧红时所感受到的复杂心情：既同情她的悲惨处境，又为她在逆境中所展现出来的才情和勇气所震撼。萧红在这篇小说中被命名为“畸娜”，不仅病弱、单纯得像个孩子，而且还有着人们所说的“疯狂症”。在《为了爱的缘故》中，萧军讲述了在医院中看护“芹”、逼迫医生给“芹”治病的过程，以及为了留下来照顾病弱的“芹”而不能入伍打仗所做出的牺牲。不难看出，在这样的叙述中，萧军一再选择了那些男/女、强壮/病弱、拯救/被拯救、支撑/依附等具有二元对立结构关系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他凸显了自己的男性英雄姿态，而将萧红置于处处受保护的依附地位。甚至在萧红逝去三十多年以后，他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还表达着这样的立场：“我从来没有把她作为‘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的，一直把她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瘦弱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①。萧军的本意也许是指他没有过多地要求萧红承担起一个家庭主妇在生活上的职责和重担，却不期然地暴露了他的“主权者”②心态，即他并没有平等地对待萧红，他的男权意识、英雄情结都使他在强调萧红的病痛、弱小时突出自己的健康、强大，获得男性权威，以此凌驾于萧红之上。但是，即使是在萧军自己的文本中，萧红(畸娜)也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潜在地消解着他的男性优越感：在萧军的回忆中，二人初次会面时，萧红说“想不到您竟也是这般落拓啊”③。在《烛心》中，畸娜说“谁知你现在还是这样……一个无所有的流浪儿哟”④。这样质朴、率真的话语，恰恰揭示了男性拯救者自身在精神与物质上的贫穷与落拓。因此，在二萧不平凡的会见中，萧军强调的是一见之下被萧红激发出来的，混合着爱与悲悯的拯救激情，体现出男性作为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性别优越感，而萧红感受到的却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精神共鸣。这就形成了一种文本的缝隙，同时也是二人在情感与认知上的缝隙。这个微小的缝隙在后来的共同生活中日积月累，越来越大，最终不可弥合。 萧红在《商市街》中，以入住欧罗巴旅馆为开端，就回避了萧军在小说和回忆录中津津乐道的“英雄救美”和“医院逞威”。前者隐含的是萧红未婚先孕、几乎被卖入妓院抵债的性别屈辱，而后者遮蔽的是萧红初为人母却不得不抛弃孩子的人生巨痛。“作为一个女性，萧红从女儿到女人的道路中，有着太多不堪回忆又不可磨灭的东西，它们作为一种创伤记忆大概只能以象征形式出现，也只能以联想的方式去回忆、表现和宣泄。”⑤因此，在萧红创作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父母双亡、流离失所的小环，受尽欺凌、难产而死的王阿嫂，都不同程度地凝结着萧红自己的生命体验，是萧红本人在作品中的双重投影(萧红最初的学名叫张秀环，创作时的她已经有过同样痛苦的生育经验)。王阿嫂的死既是其命运发展的必然结局，也在象征意义上体现着萧红对自我命运的一种期许：她潜意识中也许正是想通过这个不幸的女人的死，来告别此前的种种不幸，开始一种新生活——具体到《商市街》中，就是从入住欧罗巴旅馆开始的二人世界。可是这样的新生活很快就显出贫穷、破败的本相。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此而丧失了生活的意趣，使彼此陷入精神隔膜的境地。如果说鲁迅在《伤逝》中通过涓生的视角描写了男性启蒙者对于生存和启蒙的无力承担，责怪子君在贫穷、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失去了爱的附丽的话，那么在《商市街》中，萧红则通过女性视角写尽了娜拉出走后可能遭遇的生存艰难和精神伤痛，肯定了日常生活对于人生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当爱的激情迅速被贫穷破败的生活所泯灭时，她们曾经奋力与命运搏击的勇气也在这一次次惨痛的生存教训中丧失殆尽，由一个曾经充满反抗精神的现代女性不得不沦落成为一个坠着男性的衣角艰难生存的附庸者。在几乎是同样窘迫的生存处境中，涓生选择了放弃，最终导致了子君的死；现实中的萧军选择了忍耐、克制与迁就，结果是二萧在经受了长期的精神痛苦之后劳燕分飞。不同的选择，相同的悲剧，充分说明在生活贫困和精神隔膜的双重重压下，爱情终究是一件脆弱的事情。 萧红以入住欧罗巴旅馆为开端，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取消了萧军文本中拯救/被拯救的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设置，使二人在平等关系中开始共同生活，体现了萧红强调性别主体间性的价值立场。如果说萧红在哈尔滨时迫于生存的压力多少有些麻木和无奈，那么到了上海，再来回忆这段生活的时候，萧红是具有反思意识的，体现为文本中处处浸透着追求人格平等和精神共鸣而不可得的精神苦闷。无论是困居欧罗巴旅馆，还是在商市街艰难度日，萧红都没有找到家的感觉。充斥在文本中的，除了穷困、饥饿、寒冷、病痛以及隐约的情感创伤外，一再重复出现的就是对“家”的质疑和反诘，比如，“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⑥(《搬家》)，“这就是‘家’，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穷的家，不生毛草荒凉的家”⑦(《他的上唇挂霜了》)，“穷人是没有家的，生了病被赶到朋友家去”⑧(《患病》)。与此同时，在描述“我”的种种生命感受时，也大量使用了物化修辞，如“我好象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⑨、“我不是也和雪花一样没有意义吗？……我十分和一架完全停止了的机器相象”⑩。这样的叙事声音，既表达了当时经验者“我”的真切感受，也包含着已经成为作家的叙述者“我”的理性反思。经验与叙述之间必要的审美距离，使《商市街》没有流于一般的记录和控诉，从而具有了丰富的审美意义。在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寒冷、饥饿、病痛、空虚、寂寞等，既是现实中萧红艰难生存处境的真实描绘，也是她精神苦闷的外化与投射。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谬的叙述效果：她本意也许是想通过回忆哈尔滨时的患难真情，来表达自己对这一段生活和情感的珍惜，唤回萧军的感情，却在不期然之间，发现自己在如此深情回忆的生活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可言。虽然《商市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奠定了她散文家的地位，但她的心依然是寂寞而悲凉的。遗憾的是，萧军既没有理解萧红创作《商市街》的良苦用心，也不懂得欣赏萧红展现出来的文学才华，更没有意识到萧红在梳理并书写往事时心智的成长。他一如既往地简单、粗暴地对待她，贬低她的文学才华，丝毫没有预料到萧红会在日后主动提出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