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的出现是路遥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路遥还沉湎于歌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大公无私、一心为党的农村优秀青年党员与高风亮节、不怕牺牲的老共产党员等等，而在《人生》创作之后，路遥已逐步把目光投向了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农村与城市生活，用路遥的话来说，就是发现了城乡生活、观念等互渗的“交叉地带”，“我自己感到，由于城乡交往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和传统美德的冲突，等等，构成了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①在这片观念冲突异常集中的“城乡交叉地带”，农村知识青年的爱情、事业与生活等问题伴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的巨大社会风潮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路遥关注的核心问题。路遥的农村知识青年身份特征与奋斗经历，也使其对农村知识青年运命的关注有着更深层的写作动机，“高加林”的出现成为了路遥审视自身与一代农村知识青年欲望的镜像，然而，路遥又以其自身的写作经验、受教育的经历和曲折的人生历程自觉与“高加林”这一类的农村知识青年拉开距离，并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对话”，从《人生》、《姐姐》、《在困难的日子里》到《你怎么也想不到》，再到《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创作历程中，从高加林急于逃离农村的心态到孙少安、孙少平在农村或矿山通过个人奋斗去实现人生理想的稳健而从容的人生态度，路遥都试图去回答好一个农村知识青年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农村知识青年究竟应该如何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是80年代初期“潘晓讨论”中关于个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问题的简单延续，路遥所要回应的是在“十七年”与“文革”期间整个社会主义经验失败以后，滞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话语的社会主义集体观在“文革”期间坍塌以后，对一代知识青年所造成的精神伤痛、裂痕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作品中得到很充分的展现，而这批经历过“十七年”、“文革”的知识青年，在他们重新面对社会体制变革、思想解放的社会时候，在他们价值观念还处于真空地带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迷惘、困惑同样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正是在这一点上，路遥所要面对和回答的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价值观问题，无疑也是整个社会的难题。 《人生》中的“高加林”正是这样一位裹挟着历史遗留问题的农村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观坍塌后，高加林所要面对的是村民们对“不正之风”都已经麻木了的生存环境，“村里人对这类事已经麻木了，因此谁也没有大惊小怪。高加林教师下了当农民，大家不奇怪，因为高明楼的儿子高中毕业了。高加林突然又在县上参加了工作，大家也不奇怪；因为他的叔父现在当了地区的劳动局长”。②高加林从撤销的民办教师回乡劳动到县委大院的新闻记者，村民们对高加林颇具戏剧性的命运转折都已“习以为常”了，甚至认为假如不是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社会和人心变得不正常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和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认知背景下，高加林也便心安理得地当上了县委大院的记者，并雄心勃勃地谋求向外发展的机会。高加林后来虽然因为“走后门”的问题被人检举揭发而打回原来的高家村，但是，作为新旧社会体制交替年代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高加林的问题显然不在于他对当时农村社会中存在“不正之风”毫无抵抗的认同上，也不在于他如何狠心地抛弃了落难时给予他纯真爱情的农村姑娘而选择城里理想的生活伴侣这样的一个带有道德瑕疵的问题，而在于高加林在城市里新的工作岗位和起点上对自己爱情与事业的选择有了一套全新的“认识”： “你把良心卖了！加林啊……”德顺老汉先开口说。“巧珍那么个好娃娃，你把人家撂在了半路上！你作孽哩！加林啊，我从小亲你，看着你长大的，我掏出心给你说句实话吧！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 …… 高加林一直低着头，像一个受审的犯人一样。 老半天，他才抬起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说得也许都对，但我已经上了这钩杆，下不来了。再说，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就在咱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③ 需要细致区分的是，高加林“我有我的活法”的想法，是他在重新进入城市以后才有的。在高家村时期的高加林，即使是在理直气壮的“卫生事件”上，高加林也是不敢公然违背父辈们意志的，而80年代初期重新进入城市生活秩序的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却敢于断然拒绝了来自家乡亲人的谆谆教导与农村纯朴的生活方式，宣布他要选择一套新的“活法”，并且是要明显地区分于父辈们“在土里刨挖一生”的“活法”。高加林这一“惊人”的举动显然是已经过多次得失衡量的考虑而作出的最终决定，路遥也以“忠实记录”的方式，真实而具体地展示了这一代农村知识青年在面对艰难抉择时的言行举止和价值判断。纵观《人生》，高加林作出新的“活法”的选择时，无疑是他即将面临的一系列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路遥在高加林决定走出农村生活的问题上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至于高加林每往城市跨出一步都将面临艰难的抉择和付出沉重的代价，但父辈们的生活信念，巧珍真挚的爱情奉献都不能使高加林动摇其决心，而是在其新“活法”信念的支持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城市的生活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