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采访中，当残雪的日文译者问及她的作品缺乏“横向”(线性叙事发展)时，残雪的回答是：“或许那与记忆有关吧。我认为自己是丧失了记忆的人。写水平流动小说的人肯定有记忆。因为我的情况是丧失了记忆，所以既不考虑、也不想考虑以前的事。我总是只考虑现在。”① 残雪强调现在才是她叙事的唯一时间概念，这并不令人惊奇。然而，余华清醒地意识到神经错乱的意象群体所蕴含的现在同时包括过去和将来，而残雪对记忆的态度首先是暗示的(“有关”)，其次才是否定的(“丧失了记忆”)。因此，我们阅读这个段落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她的小说与她失去的记忆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她的小说读作记忆的绝对空无。 先是提起记忆然后又对记忆加以否定的做法，意味着在意识中建立起抵御过去精神创伤体验的心理屏障。残雪的短篇回忆录《美丽南方之夏日》就是例证，残雪在文中回顾了她在国家与个人的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度过的童年时代。她在开场白中写道： 1957年，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反党集团头目被划“极右”，下放湖南师院劳动教养，母亲被遣送至衡山劳改。1959年，全家九口人从报社迁至岳麓山下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每人平均生活费不到十元，又遇上自然灾害，父亲既无储蓄又无丝毫外援，全家老少挣扎着。② 这个段落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残雪童年生活的历史背景，正如她在整篇回忆中所做的那样，残雪绝口不提在此期间她的记忆必须面对的所有精神痛苦。残雪强调的是当时生活的艰难。父亲被划为“阶级敌人”，全家都被赶出城市中心，不寻常的是，现实迫害却没有被提及。通篇回忆主要描写她外婆神秘而又精明的性格以及她父亲乐观坚韧的气质，全然没有她小说世界中的那种令人厌恶的气氛。不过，其中也不乏精神骚乱的蛛丝马迹，尽管没有涉及历史根源，却也显示出年轻人在当时的那种特殊处境中饱受骚扰的精神状态。推开厨房的门，她“听见一些可疑的响声”③，有人在漆黑的屋子里走动。夜间去山坡上的厕所解手时，她老是害怕那里“埋伏着一只蜥蜴”④，这令人联想起她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山上的小屋》中的场面。 这篇回忆以及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独特意象，是身体的肿。在本篇回忆中，残雪经常受到松毛虫引起的“红肿”的折磨⑤。她的外婆死于水肿病的时候，身体“肿得如气枕”⑥。尽管与政治现实没有直接关联，肿的意象却可以被理解为激发当时遭受的精神创伤的一种症状。残雪的许多作品中都出现过肿的意象。在《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里，我的“脸部肿起老高，一天到晚往外渗出粘液”⑦。在《山上的小屋》里，每当“母亲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后脑勺”，“我的后脑勺……就发麻，而且肿起来”⑧。在《天窗》中，“因为被尿泡过，长大起来，我的眼珠老往外鼓，脖子软绵绵的，脑袋肿得像个球”⑨。在《黄泥街》里，齐婆的嘴里一咀嚼，胡三老头的腮帮子就会肿起老高⑩。肿象征着肉体对无法彻底把握的暴力作出的反应。在这些情况下，肿可以被看作是精神创伤的形象隐喻，原因大概总是那些不可理喻或者似是而非的力量。外在骚扰引起的肿的症状是如此难以捉摸或牵强附会，以致显示出非现实或超现实的面貌。 在余华的小说中，对残忍暴虐的不恰当叙事是对遭受过精神创伤的主体的隐喻。在残雪的小说中，肉体痛苦极为丑陋的意象以及对那些经常看似合理的思想的不连贯表述，就是对无意识中精神创伤记忆含混暧昧和不可追踪的痕迹的暗示。残雪把余华的无动于衷、无可奈何而又病态乖张的叙事声音转化为一种极度敏感的语调，以此揭露不可思议和不合情理的动荡现实。 一、骚扰与分裂的世界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像肿那样令人不快的意象并非外来攻击的结果。在残雪的中篇小说《种在走廊里的苹果树》中，肿的意象再度扮演了意味深长的角色。阿文踢着墙在屋子里四处找人，把脚趾也踢肿了；医生/侦探从屋子里跌出来，跌得鼻青眼肿；在“我”眼里，阿文的母亲像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据她说，她的脚“肿得像胡萝卜”(11)；一天早晨，“我”的腿肿得很厉害；阿文妹妹的脚扭伤了筋，“肿得像水桶大”(12)。 这些肿的症状不是自发的，就是一个人自身行为的结果。尽管这篇小说的确展示了人际的攻击、怀疑和背叛的惊人景象，让我们联想起社会动乱的历史时期，但真正的痛苦并不总是可以直接触摸得到的，罪疚的原因也并不总是有形可见的。《种在走廊里的苹果树》由不同叙事者的叙事组成，叙事者包括阿文(“我”)、阿文的三妹、侦探或医生(阿文三妹的未婚夫)以及阿文的母亲。每个人在不同的章节里都沉浸在自己对世界的独特观察之中。阿文在小说开头的评论“所有的事都仿佛是真的”(13)，暗示他的观察是不可靠的，这样的不可靠进而扩散到了整个叙事之中。例如，墙上会讲话的假面结果变成了一个拾破烂的老头，老头死后，他又声称自己变成了侦探/医生。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像吊死在阿文家门框上的那个老头，行为举止古怪离奇、令人费解。阿文的父亲故意弄断自己的腿，为的是装上假腿(他希望自己更加好看)，他临死之前非常热衷于去绿山出游。他死在一棵板栗树下，旅行袋里装满了腐烂发臭的死黄莺和死山鸠。我们从他的出游计划中看到的只是荒唐和徒劳，这样的计划与残雪自己的父亲以及他那一代人的历史规划同样不值。 余华揭示了人类天性中的暴虐与残忍，而残雪与余华的不同在于，她注重畸形猥琐的人物。尽管如此，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从来不把表现理性和逻辑的故事当作对政治或社会不公平的直接控诉。残雪的多元悖反的主体声音像是在叙事的困惑中挣扎却又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譬如，在假腿与好看之间并不存在合理的关联。父亲对大自然的热爱与他关心被杀死的鸟类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关联只能用作者记忆中无法诠释和含混暧昧的过去的精神创伤体验来解释，堕落邪恶可以化作道貌岸然。像这样混淆愉快与痛苦的崇高审美观来源于不能清醒回忆、在理性的范围内无法把握的那种令人恐惧敬畏的东西。无意识的影响来自重复出现的过去经验却又不具备整体的框架或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