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J9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6－0126－08 以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土改事件为蓝本的小说《暴风骤雨》(周立波著)初版于1948—1949年，以当年该镇土改亲历者的口述资料为基础的纪录电影《暴风骤雨》(蒋樾、段锦川导演)完成于2005年。电影直接对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典”文本的小说构成了挑战。出于对纪录电影所提供的骇人听闻的暴力细节的愤怒，有学者强烈批评小说是完全为政策服务的，“全然不顾或者漠视历史真实”，“作‘歪曲’或者干脆回避的故事描述”。[1]这种判断，多少也是近二十年来学界有关革命的“共识”的折射。对此类“共识”，笔者不能苟同。它们往往将复杂的叙事政治孤立化、简单化，并缺乏某种必要的自我反思。其实，“真实”不仅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概念，关键更在于是谁的“真实”，更在于叙述者使用怎样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以建构其眼中的真实世界。由是观之，以“纪实”为标识的纪录电影未必比虚构小说更加真实，“纪录”电影所提供的“客观”史料也需要接受必要的辨识。本文尝试对读两种《暴风骤雨》文本，①并结合笔者所能搜集到的元宝镇土改史料，讨论小说和纪录电影的“真实”与“技艺”，并由此探讨当代文艺的内在问题。 一、在自然意义上，小说是否真实；在叙事意义上，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学家的技艺” 在电影中，蒋樾、段锦川两位导演实地重访，采访了部分仍在世的当年元宝镇土改(1945年5月－1948年4月)当事人。电影中那些历经岁月掩盖而重新呈现的亲历者的口述记忆，极大地拆解了小说《暴风骤雨》的真实性。 第一，小说有关地主的叙述被纪录电影有力地颠覆了。在小说中，地主多数都财力雄厚，富甲一方。如韩凤歧拥地多达一千三百多垧(约13000亩)，但在电影中，当年韩向阳(韩凤歧原型)的屯邻吕克胜回忆，韩向阳家境一般，“他那小房，啥小房，搁现在还不如咱各家盖的小仓库呢。一草房就那么三间小房”。村民高凤桐甚至说韩向阳“穷不喽嗖的，挣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在当地人的记忆中，其他地主与穷人其实也没有太大差别：“(这些人家)家里还养活大车，还有马，一大家子人，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过年一口年猪都不杀啊，就攒几个钱啊”(高凤桐口述)，“那地主一清早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头扎个绳子，一弯腰，冬天都露出来腰，露肉，他也没有什么衬衣，拼补家增，一块豆腐切两半吃两遍”(刘志国口述)。这些口述史料给人强烈的情感冲击。研究者李建欣甚至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严格的阶级意义划分，元宝镇没有一户可以构成地主成分。”[2]若真如此，那么小说作者周立波一开始就是在制作谎言。这种“谎言”的疑虑随着纪录片的进展越来越明显。譬如，在小说中，地主们大多品质败坏，“韩老六亲自整死的人命，共十七条。全屯被韩老六和他儿子韩世元强奸、霸占、玩够了又扔掉或卖掉的妇女，有四十三名”。但在纪录电影中，没有一个当地农民谈到韩向阳有什么杀人或淫乱的罪恶。有个农民确实想起了一个“最坏最坏”的地主： 有一个俺们同学，同学叫龚古臣，这小子呀，跟咱们就不一样了，他文化比咱们高，还会日本话，坏呀，特别坏……也不知怎么回事他被人提上了，提上去在学校南院子里，绑着……第二天第三天把他给枪毙了。最坏最坏，操他妈的，俺们念书的时候他就坏，俺们淘气干啥，老师看不着的事，他后来就告诉老师，最坏的。(高凤桐口述) 细看之下，这龚古臣的“坏”，似乎不过就是小时候给老师“打小报告”。就这么点“罪行”，竟然被土改工作队给杀了(龚是否有其他该杀的罪行呢？电影没有呈现相关口述，于是很容易给人工作队草菅人命的印象)。那么，地主们的品质到底怎样呢？蒋樾、段锦川也给了清晰的回答。电影采访了一位当年只有20岁的地主李茂修。李茂修愤慨地表示：“我是苦苦挣来的，我省吃俭用的，我又没偷又没抢又没劫。”这是穿越岁月的沉痛控诉。在此控诉面前，小说《暴风骤雨》的“谎言”底色可谓一露无遗。 第二，小说有关贫雇农的讲述也被电影颠覆了。在小说中，农民积极分子赵玉林、郭全海、白玉山等人品质都是比较高尚的，但纪录电影呈现了其虚构性。在接受采访时，地方志研究者颜锡纯说：“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一般都是一些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这样的人多。”农民的回忆更是触目惊心。高凤桐回忆，农会为逼出钱财，将地主们抓了起来，残酷拷打，“晚上打啊，你都睡不着觉，晚上打，一宿一宿，打啊，骂啊，穷叫唤”。刘永青也回忆说：“那打死的都无数”，后来甚至发展到为了革命“竞赛”而肆意杀人，“元宝‘势力分子’毙五个，这边元兴毙五个，两厢对比，上东门外，你毙五个我也毙五个”。甚至连土改工作队员侯唯动也承认，“后来那个地主啊，富农啊，连中农都跑到那个荒甸子，那冬天穿着棉袄棉裤就冻死在那儿”。 这是怎样的历史真相呵！不少研究者由此大生受骗之感，直接怀着愤怒将小说推上了道德法庭。然而，小说真的就是满纸“谎言”么，延安小说家周立波真的就是一位“冷血”的记录者吗？笔者以为，这在部分的意义上是真实的，但它抹除了历史更为广阔的复杂性。怎样认识周立波和小说《暴风骤雨》，蒋樾、段锦川的电影是一种史料，但若只看蒋樾、段锦川制作的电影，恐怕又会掉入另一种盲区甚至险地。事实上，关于元宝镇土改，还有更多可以参考的史料。在笔者手头，除纪录电影外，还有两部从元宝村村委会获赠的“内部资料”集：《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2003)、《从光腚屯到亿元村》(2004)。这两本资料集是现元宝村村委会自编的亲历者回忆，收有当年土改的主要当事人郭长兴(郭全海原型)、韩惠(元宝区区委书记)、刘文(元宝区区中队队员、曾任周立波警卫员)、高景阳(积极分子)等人的回忆文章。其中刘文因年迈，高景阳因不识字，其文章皆由本人口述、经人整理而成。蒋樾、段锦川的电影没有提到这两部资料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