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作者的出生年龄为文学代际划分依据的做法已经是代代相传，演变为文坛和媒体的一种成规。如果说“五七作家”(或曰“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的提法并不单纯以年龄作为文学代际划分的决定因素，因为特殊的时代遭遇与共同的生命体验确实会在创作中留下难以抹除的精神印痕，那么，从“60后”、“70后”到“80后”、“90后”的命名与实践已经蜕变为一种机械性的习惯，“00后”、“10后”等等的崛起指日可待。作者的年龄决定其创作的文学品质，这似乎逐渐成为文坛和媒体的共识。换个角度说，文学品质已经是作者自己无法选择的宿命，因为谁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年代。尽管我们偶尔还会听到一些质疑的声音，有趣的是，多数质疑者往往会提醒人们应该注意个体的差异性，但其言说同样在从“60后”到“90后”的框架中展开。长此以往，文学史将被塑造成一种整齐划一、周期循环的年龄魔方，这种简便易行的操作方式免除了治学者皓首穷经的劳役，但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真有那么简单吗? 一、文学选秀与青春品牌 文学创造是个人化的事业。但是，媒体和一些圈内人士把作家按照出生年龄进行分类，恰恰是通过整合个体差异的方式发挥集团作战的优势，试图改变作家个体农耕式的创作方式，通过工业化分工和协作实现扩大再生产。媒体要抢得文化市场的先机，推出新品、新款，就必须大幅度缩短作者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熟期，揠苗助长成为普遍的生存规则。要吸引尽量广泛的人群参与以文学为主题的狂欢节，就要降低准入门槛，文学水准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年龄、长相、反叛姿态等娱乐元素的喧宾夺主，使得文学领地被消费文化改塑成时尚秀场。《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最小说》和《人民文学》等机构联办的“文学之新”大赛，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机构主办的“商小说”原创大赛，以及由不同网站举办的网络原创文学大奖赛、擂台赛和类型小说大赛，都已经发展成文学选秀的平台。有趣的是，不少文学大赛模仿“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等电视选秀节目，引入了“人气PK”环节。在文学选秀中，媒体遵循商业化原则，通过消费、休闲、娱乐的机制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并将这种文学奇观的影响力兑现为商业利益。 将文学与年龄联系起来的媒体策划，可以追溯到《青年文学》1994至1997年开设的“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栏目，有趣的是编者在“编者按”中流露出来的含混和暧昧的姿态：“按情理说，一个作家群的出现，并不决定于他们的生理年龄。但作家群的产生，往往是同他们的生活遭遇和社会经历密不可分的。”①用“60后”概念来囊括所有60年代出生的作家，首先要对“先锋作家”和“新生代作家”等先入为主的概念进行清理。将余华、苏童、格非、北村等“先锋作家”和韩东、朱文、李冯、陈染、邱华栋等“新生代作家”混为一谈，难免牵强附会。尤为关键的是，当这些作家的创作个性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示时，追求趋同效应的媒体策划因其反应滞后，就很难后发制人。尽管随后也有许晖主编的《六十年代气质》和祝勇的《六十年代记忆》陆续出版，但“60后”的说法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响。 “70后作家”与“美女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成为热门话题，以文学期刊、文学出版机构为主体的文学媒介是强有力的幕后推手。“70后”一开始就是以集群性姿态粉墨登场的，他们被媒体强力推荐时，其创作还显得稚嫩与脆弱，缺乏有审美冲击力的作品作为支撑，其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核心元素是年龄。90年代中期以后，财政拨款的锐减、以网络为代表的新传媒的迅速崛起以及文学边缘化的趋向形成合围之势，使文学期刊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文学期刊的救亡图存与“70后”横空出世之间的历史关联，是文学传媒从“发现文学”向“制造文学”转型的重要例证。用年龄来划分文学类型，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追新逐异法则支配下的无奈选择。1996年《小说界》开设“70年代以后”栏目，1997年《芙蓉》开设“70年代人”栏目，1998年《山花》推出“70年代出生作家”栏目，《人民文学》1998年开设的“本期小说新人”栏目也集中发表了部分“70后”的作品。《作家》更是在1998年第7期推出“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集中发表卫慧、周洁茹、棉棉、朱文颖、金仁顺、戴来、魏微等七位女作家的作品，封二、封三集中刊登作者照片，卫慧照片下有这样的说明：“穿上蓝印花布旗袍，我以为就能从另类作家摇身一变为主流美女”，这成了将“美女”与“作家”进行组合炒作的滥觞。1999年珠海出版社出版“文学新人类”丛书，200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非常女孩”丛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新新人类另类小说文库”，2001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烟雨杏花·别致浪漫主义系列”，2003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以70年代出生作家为主将的“中国后先锋美女作家方阵”，这些丛书集中炒作卫慧、周洁茹、金仁顺、赵波等“70后”女作家。卫慧在十个月内出版了六本书，1976年出生的周洁茹在2000年出版了五本书，真可谓炙手可热。 与“70后”的渐成风潮相比，“80后”在2004年迅速走红。1998年启动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为“80后”的出场擂响了进军鼓，韩寒、郭敬明、张悦然都是借助《萌芽》搭建的平台，在少年读者中迅速赢得人气，获得了市场的认可。“新概念作文大赛”一方面在质疑应试教育和“八股文”的旗号下，通过和重点高校合作，开辟保送和降分的特殊通道；另一方面又在“新思维”和“真体验”的名义下，通过在《萌芽》上发表具有反叛、奇闻倾向的小说，同各种形式的媒体进行互惠的商业合作，将赛事打造成选秀与造星的流水线。“大赛不自觉地走上了偏离文学性的异化轨道，成为媒体和出版商追逐利润而不遗余力地进行造星运动的帮凶。”②2004年2月，《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刊发了少女作家春树的照片，题为《“新激进分子”》的访谈的重点采访对象都是辍学青年，文中说：“年轻和不安定的‘另类’正在打破现有的程式和规则，寻求自我的个性解放。”③作者还把以春树、韩寒为代表的“80后”与美国的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由马原作序的《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和由何睿、刘一寒主编的《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的出版，仅仅是“80后”在2004年的集体大合唱中的一段插曲。2004年7月8日，上海作协举行“80后青年文学创作研讨会”；2004年11月22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联合主办“走近80后”研讨会，“80后”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开始进入研究视野。2004年7月19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邀请白烨、莫言和春树、李傻傻、张悦然等人，播出“恰同学少年——关注‘80后’的一代”专题。主流媒体对“80后”的聚焦，意味着“70后”在流行文化的层面渐成明日黄花。而目前已经暗流汹涌的“90后”潮流，正在以中学生刊物和网络空间为阵地，蓄势待发，酝酿着从“80后”的手中抢班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