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现代作家以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生存体验和人生思考为主要的表达对象，然而在这些现代作家的“现代”创作中，却存在着一些“古老”的书写，神话题材的作品便是其中的一种。现代作家在创作中借鉴古老的神话意象与原型或者直接“重述神话”的现象虽然并不普遍，但是却非常突出，在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创作中都有所体现。鲁迅的小说、杂文中随处可见丰富的神话意象，尤其是《故事新编》中《补天》、《奔月》、《铸剑》、《理水》四篇完全是选取中国古典神话题材来进行写作的，散文《〈复仇〉其二》则是选择了《圣经》神话中耶稣受难的典型情节为蓝本。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座高峰，他的新诗创作代表了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他曾在神话研究的专篇论文《神话的世界》中，将神话与诗紧密结合，认为“神话是绝好的艺术品，是绝好的诗”[1]。在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创作中，也表现出强烈的神话意识，随处可见被赋予了浓烈感情色彩的神话意象，如女神、凤凰、天狗、普罗米修斯、海神波塞冬等，借用这些人类文化源头的神话意象来表达强烈的现代情感。茅盾作为中国现代神话学重要的奠基人，他对中西方神话从史料的收集到理论的研究均相当的系统和全面，他的《参孙的复仇》、《耶稣之死》、《神的灭亡》等小说即直接改编自《圣经》神话和北欧神话，“命运女神”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成为他小说中一个重要的精神意象，也体现了作家自身的文化选择和现实思考。沈从文借助苗族古老的神话传说抒写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中，蕴含了独特的原乡情结，作品中并没有大量明显的神话故事情节，但是却处处都洋溢着神的气息。郑振铎在向国内积极翻译希腊神话故事的同时，也借鉴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考证中国古典神话和巫术仪式，他在30年代创作的《取火者的逮捕》系列小说选取了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原型，这一“取火者”的形象所蕴含的殉道意志和反抗精神在现代中国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吴祖光的《牛郎织女》、《嫦娥奔月》和《捉鬼传》在40年代的话剧创作中以神话剧的独特形态来表达战争中的现实思考，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端木蕻良40年代以当时翻译到国内的希腊神话为题材，创作了《蝴蝶梦》、《女神》、《琴》等爱情小说，可以说是对五四时期人的个性解放精神的延续。另外，艾青、李健吾、汪静之、聂绀弩等作家都曾借鉴中西方神话资源来展开创作，这些都可以视为广泛意义上借助神话题材表现现代思考的作品。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神话“书写”的研究，不仅仅是对神话题材作品本身的探讨，同时也是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现代意识的进一步思考。 现代文学的两个重要的精神和文学传统资源：一是来自于西方文学艺术的传入，二是来自于中国绵延千年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以反传统姿态出现并高扬与传统决裂旗帜的现代文学，无法割裂与传统之间根深蒂固的血脉关联。如何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传统资源，成为近年来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许多研究者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古典主义风格、精神资源等多个角度来考察现代文学对于传统资源的继承。而作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要源头的神话，是否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寻找到了新的表现方式和传承体系，特别是从文学的视角来考察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学形态的神话，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形态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这种关联是用怎样的表现方式呈现的，现代作家思考现实人生、抒发现代情感的同时为什么会借鉴神话题材和神话意象？若想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必须要回到神话本身，回到现代语境之中，考察现代作家创作中的神话书写这一文学现象，以期从一个相对新颖的视角来考察现代中国的文学景观。 二 神话作为体现人类“童贞时期”超越经验世界而凸现出的一种理性追求，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往往脱离了自身的原始风貌，而以纷繁的面孔出现在其他的意识表现形体中，概而言之，神话主要有四个发展走向：(一)以作为文学类型的神话传说的形式继续存活于传统文化之中；(二)以宗教神话和宗教神学的辅助形式进驻文明宗教形态；(三)走向寓言或称寓言化；(四)神话走向历史即所谓的“神话历史化”[2]。可见，现代文学家对于神话这种传统文化遗产的承袭与演绎，同时也是神话自身留存与发展的一个必然抉择。神话中的原型形象、母题寓意、典型情境等文化元素进入到文学领域，现代作家借助神话超自然的情景和浪漫的艺术精神，张扬千百年来积淀在其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而神话的人文价值也由此得以现实地呈现。 现代神话意识的兴起掀起了神话研究的热潮，人们重新审视和探寻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文化之根，在对中国神话体系的构建中凝聚起华夏子孙共同的民族情感。与现代作家对于中西方神话故事的广泛择取相呼应，这一阶段又恰恰是中国神话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得以建构的奠基性阶段。自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历史与人种之关系》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神话”这个新名词开始，1903年留日学生蒋观云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中国的第一篇神话学论文《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将“神话”作为专门的研讨对象，其后，近现代学者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鲁迅、周作人、茅盾等都相继把“神话”引入到文学和历史研究领域。在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民族神话的研究、现代神话学体系的建构都已经不单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而是被赋予更加丰富的社会和历史使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需要关注的一点是神话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其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却历来居于异类的边缘地位，而在新文化体系中神话获得了崭新的意义，恰恰是在这一时期，神话“占据了文学、哲学、宗教和历史源头的地位”[3]，从而为神话与文学这两个艺术门类之间紧密的关联寻找到了根基与支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