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2)02－087－05 1949年后，文艺机构及组织等介入作家的文艺创作和新生写作力量的培养。一方面，新政府通过联谊会、协会等方式加速了文化人及文化经营个体的组织化进程。如1949年7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这类协会在地方基层有分会，并由此形成从中央至地方、自上而下的组织架构。它们多有机关报刊，经常组织会员“深入生活”和参加学习，指导会员文艺创作与批评。另一方面，扫盲运动的展开、通讯员网络的建立和文艺政策的扶植等使得工农兵的“文化翻身”成为可能。一些草根艺人、业余创作者(如王老九、张孟良、高玉宝等)被文艺机关发现并培养，成为工农“文化翻身”的典范。其时，文艺创作者的成分与写作方式发生了变动。而文艺刊物的规范化，文艺作品的时效性，亦推动了文艺评价系统的变革。本文认为，当时“文学”(文艺)本身不再局限于文本写作(心智活动)，还包括文本的策划、出版、流通等(社会生产)与创作者的组织、改造、空间流动等(社会行为)。文学(文艺)不再是作品的集合，而是通过上述不同场域中相关要素间的关系所形成的结构来界定的。这种结构赋予上述要素在文艺生产与文艺价值上以各自特别的位置及意义。本文对于1950年代文艺生产、流通与评价的考察，意在发掘除旧布新过程中权力/场域/美学间如何相互作用，并使得文艺机制的重构变得“自然而然”。 一、文艺生产的组织化 1949年后，各地文化界对旧有文艺团体进行分门别类、除旧立新。以上海美术界为例。1949年下半年上海成立了约六个美术团体，主要负责人仅一人倾向不明，其他均为积极分子或党员。针对旧有的美术团体统一组织，新政府将左倾团体漫联、木协、美协合并为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并成立了党组会[1](P34、39、40)。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49年8月28日，并改名为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简称“上海美协”。上海美协通过以下方式巩固组织：根据地区划分为34个基层小组；小组长访问本小组缺席会员；组织小组作品观摩；建立福利措施；邀请会员列席长委会；协助建立不同业务的联谊会等[1](P20、21)。这为会员的集体创作与学习，配合政治任务宣传等提供了保证。至1949年底，由于旧美术团体被逐步淘汰或改进，新团体已初具规模，政府报告中出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潮”、“新民主主义文化”等字眼，并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美术阵地已开始确立[2]。以联谊会、联合会、学习小组等为名义来组织文化个体及经营个体的形式早已有之。1949年之前，中共地下党就利用各种组织形式来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活动”，开展统战工作。不同的是，1949年以后，“联谊会”虽然名义上为民间团体，实际上多由政府筹备和管理。比如，具有改造性质的联谊会或团体，其吸纳会员往往有政府政策上的支持。1950年上海职业剧团须向政府登记，而登记标准中有如下规定：剧团团员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为戏曲(曲艺)改进协会会员[3]。 就文学而言，作家及其写作也多被纳入相关的文学组织中。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9月全国文协上海分会成立。11月上海文协展开会员工作登记，邀请会员参加创作部下的小说、诗歌、工厂文学，或研究部下的批评、理论、文学史、民间文学及外国文学组中的任何一组[4]。1950年4、5月间，上海文协组织了一支创作队，成员有谷斯范、哈华、扬波、白危、程造之、郑伯永、梁文若等。创作队成立之初，主要讨论作家如何到现实生活中去，以及创作计划等。有写作计划者可入住洋房“作家之家”创作[5](P55)。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决定成立创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文学创作。创作委员会将在京作家分为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电影文学、通俗文学等创作组，帮助他们订立和实现创作计划，进行马列主义的政治和艺术学习[6]。1953年11月华东作家协会成立，会员161人。其中，专业创作者24人(驻会会员12人)[7](P27)。1954年华东作协改名为上海作协。 上海文协(作协)充当着组织上海文学活动、调度文学生产的角色。1950年代初，它曾多次组织会员参加“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等。华东作协还“领导作家进行有系统的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学习”，编写学习材料大纲，并帮助各创作组订立学习计划[8]。据贾植芳回忆，1950年代初他主要从事编译和写“应景”的小文章。小文章“多半是‘文协’布置下的”“遵命文学”。1951年发表于《文汇报》的独幕剧《当心匪特造谣》、短篇小说《以血还血》是配合“镇反”运动的；发表于《大公报》的《人的斗争》是配合“文萃”三烈士的纪念活动的[9](P32)。1953、1954、1955年，华东作协对作家、编辑、导演以及学者的文学活动进行调查。依照1954年华东作协和1955年上海作协会员创作计划调查表，小说创作的题材多为土改、战争、民间故事等。如王西彦拟重写以湘东老苏区土改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一部，以朝鲜战场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五篇。吴强拟写描写人民解放军机智作战和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顽强抗日的两部长篇小说(《最高峰》、《江海灯火》)、一个短篇小说(《检马》)。哈华拟修改1953年的两部长篇《隐蔽的斗争》、《战争的年月》，并创作全面反映华东人民解放战争的小说。白危拟写完以国营农场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王若望拟于1956年创作私营工业改造题材的小说。[10]在调查表中，作家首先介绍的是作品题材。题材之于小说的绝对地位似已成为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