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的命名模糊了新文学的“新” 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期，中国出现了一种有理由被冠之以“新”的文学——这曾是学界的共识；标明中国文学“新”的性质的粗重分界线在五四时期(1917年或者1919年)——这也曾是学界的共识。 共识中的关键词是“新”。五四过去十年之后，人们开始疏理这一种文学的这一段历程，毫无悬疑地使用“新文学”的命名，如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29)、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1932)、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等。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至今仍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业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1949年之后，“新文学史”也被用作课程和学科的命名。教育部于1951年制定《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作为教材的“新文学史”著作陆续出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出版于1951年，下册出版于1953年)、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1卷(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等。 作为学科的“新文学”是怎样被置换为“现代文学”的？没有说明和解释。1956年，高教部组织全国统一教材的编写，《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次年出版。大纲的第9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文学(1919－1949)”。1961年开始的教材集体编写工作曾中断，其成果在18年后的1979年面世，即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 黄修己注意到：任访秋1944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是“第一次使用《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书名”。①他并且注意到：“其第一编即为‘文学革命运动的前夜’，几占了全书四分之一篇幅。下又分为三章，为‘清末民初的政治’、‘清末民初的思想’、‘清末民初的文学’。”②这些标题表明：任著书名以“现代”做关键词意在强调文学历史的连续性。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确认：“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③ 1980年代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成为规范的学科命名。“新文学”所指明晰，而“现代文学”的命名包含可究诘的歧义。有些争议话题，例如是否写入旧体诗词、是否写入被归为“通俗小说”的那一部分作品、是否写入少数民族文学，等等，皆因“现代文学史”替换了“新文学史”而出现。“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也与“新文学史”的命名被搁置有关。 “中国现代文学”命名中的“现代”是指涉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时间段还是作品的“现代”性质？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惯例是以朝代划分阶段，“先秦文学”……“清代文学”的命名无人质疑——尽管中国文人向来认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但治史者不至于天真地将“文变”理解为与朝代更迭完全一致。因而，“X代文学”只用来指认生活于某朝代的作者的写作，与文学的性质并无关涉，也并无诸如“明代性”、“清代性”之类的说法。 倘若“现代”的所指是以社会变动为界标的一个时间段，倘若认可文学与历史同步的假设，那么，既然1919年被认定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无论这认定包含怎样的意图，“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范围也曾有理由被划定为1919年至1949年改朝换代，恰为整数：30年。 当“中国现代文学”命名中的“现代”与敏感热词“现代性”相绞缠，问题变得复杂而微妙了。 作为现时代最热门、最受青睐的话题之一，现代性问题关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哲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于某些领域的现代性界定可能凭借理性辨析，甚至可能罗列出硬性指标，文学作品的现代性含量难以测量。 M·卡列奈斯库关于现代性“两种不同意蕴”的界说经李欧梵征引而在大陆学界广有影响。④“作为一个美学观念的现代性”，其表现手法错综复杂，其界定也诸说不一，而其公认的显明特征，如象征、断裂、复义、含混等，极容易在中国古典作品中找到。叶嘉莹著《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岳麓书社1992年版)，她还在《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首中国旧诗》的结语中说：“用比较现代的观点去看一些中国旧诗人的作品，而发现他们乃是禁得起用任何时代任何新的理论观点去研析的。”⑤江弱水著《古典诗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10年版)，“拿西方诗学的试纸，来检测一下中国古典诗的化学成分”。发源于西方的“作为一个美学观念的现代性”曾从中国古典文学得到启示有迹可查，因而，当研究者试图去探查、寻绎古代作品中与审美现代性依稀相似的元素，总会有并不牵强的发现。 既然写作于遥远年代的古典作品也并非与现代性扦格不入，那么，从五四之前几年、几十年的文学中检寻出所谓现代性有何稀罕？ “新文学”因界定明确而时间上限清晰：以五四时期为开端——虽然作为时间概念的“五四”所指含混。以《新青年》为平台的文学革命怎么会用北京学生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的1919年5月4日这一纪念日命名？其中包含偶然、误会和微妙。1949年之后，为适应构建文学与政治革命同步的历史观的需要，“新文学”的性质被界定为“反帝反封建”。⑥而“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牵涉出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即为因对“现代”与“现代性”的认知差异导致界定其时间上限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