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2012)04-0044-04 作为一个植根于山东半岛辛勤耕耘的作家，张炜始终用饱满的笔触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进行忘情书写。早期的短篇小说汩汩流淌着对昔日农村自然、美丽、纯朴、和谐环境的深切怀恋；在一系列长篇小说中，或者半自叙性地对出生地不惜笔墨地热烈回想追忆，或者借小说人物的经历体验细节性地呈现远河远山的蔚然、神秘和无尽藏，或者直接讴歌赞美，或者通过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驳痛斥来表达自己坚守田园领地的决心；更多地是把关切的目光深入到乡野，审视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的人和古往今来的事，把悲悯的人文关怀和对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的批判立场指向“民间”。对于民间的内涵，陈思和教授最早从描述文学史的角度出发作了概括[1]。自从民间问题提出以来，众所公认，张炜的小说创作张扬着鲜明的民间立场，蕴含着多样化的民间审美形态，呈现出别具特色的民间文化品格。他不仅承认自己的创作源泉来自民间，相信民间大地的“生力”，作品具有浓郁的民间底色，亦从不避讳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写作者。实际上，张炜的知识分子立场比他所持有的民间立场更加鲜明而坚决。 一、意义域界的包容性分述：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 一般认为，民间与国家(庙堂、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知识分子处于三个不同的层次，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民间“是指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2]当代作家不仅眼光向下，置身民间，精神上也与民间大地的气息相贯通，在写作立场上普遍呈现出一种深切的民间关怀。然而绝对纯粹的产生于民间的文化立场是不存在的，它只能通过知识分子的精神表现来传达。所有作家包括张炜的所谓民间立场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立场，必然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立场转换。这种立场是以试图真实表达民间的原始存在为指向的，除了记录民间的生活琐事，描述风情民俗，开启被历史尘封的民间记忆，尤其是通过还原和想象等技术手段，描画了广袤的民间大地上芸芸生灵的生活图景和精神图谱，传达着作者对于民间的思考，特别是作者在民间背景下的价值确认和精神追索。 王光东把张炜的写作归为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3]，既然是想象，那么在对民间大地的描述上就会与现实存在距离，或者在精神上有所隔阂。“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种见解虽显偏颇，不过倒让人思考张炜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进行小说叙述?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是否冲突，能否达成协调统一呢?论者又指出，他(陈思和)所说的“民间”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一是作为价值立场的民间价值取向，也就是自觉地把“民间”与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和精神追求联系在一起，在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中发现精神寄存的意义。在谈到民间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王光东认为两者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知识分子永远也无法摆脱与民间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和原则走进民间。”[4]这实在是对陈思和先生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民间论调的一个有益补充。 意大利葛兰西把所有的人都看作是知识分子，以其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来剥离出真正的知识分子角色。班达、福柯、萨义德也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推及为类似“天下为公”的责任承担者。[5]张炜崇尚劳动，把写作视为一项与农民耕种一样值得尊敬的劳动，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理解的知识分子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远离劳动人民的方外之士，也不会把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对立起来。张炜对在文学作品中轻贱糟蹋知识分子的做法感到不满，认为“知识分子是劳动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是辛苦和勤劳勇敢的典型，像工人又像农民——像一切好的劳动者。嘲笑知识分子就是嘲笑劳动者”，知识分子是劳动者中的“顶尖人物”，不应该被挖苦和诽谤。[6]在这个想做知识分子而不得、想承担社会责任而不能够的今天，张炜在小说中过分关心知识分子命运自有其独特意义——如果连知识分子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还谈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炜是以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或者文人的身份出场的，他所表达的民间立场实际上是一种知识分子立场。以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站在民间的立场，表达出的应该是两种混合起来的声音。似乎很矛盾，但也很真实，这正是张炜的特异之处。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化历来都由两种人来书写，上层文人(知识分子)以及下层民众的自身写照和情感表达，它们并不互相排斥。就像作为民间歌谣总集的《诗经》，“采诗之官”既是采集者、记录者，同时也是加工者、创造者，知识分子的介入使得这些歌谣具有了代言人，使其更具有文学审美价值和传播意义。在张炜的小说中，真实也好，想象也好，它们竞相托出，都放到了最大化，他始终用知识分子的眼光看视芸芸众生，精心构筑自己的民间世界，他在思考，在倾诉，在行动，其间安放着一颗知识分子起码所具有的“良心”。 二、复杂社会域界中的自我体验：知识分子叙事 知识分子深入民间、书写民间早已经不是问题，比如，莫言对高密东北乡近现代乡村历史的血腥和变态的描写，贾平凹对于陕西商州城乡间鸡毛蒜皮事无巨细的实录，都获得了极大成功。如果说贾平凹这个大俗大雅的作家在作品之外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在冷眼观看的话，那么张炜则把自己的知识分子角色完全融进了小说中，甚至可以从小说中找到作者的影子，寻觅到作者的生活经历，更能触摸到作者的思想理路和精神品质。与其他作家不同，张炜很少与描述的对象保持绝对的距离，这决定了他不擅长于冷漠的叙事；他的一些小说视角转换非常明显，或者采用第一人称，或者第二人称，或者第三人称，跳跃反复，却很容易让人理清；而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及个性与作者的命运及个性又互相映衬、补充、对接，形成多声部的复调韵味。张炜的小说中总有一个“我”在，其中许多都是以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作为叙述主体，对知识文明和文化力量的追求也往往成为表达之目的，追问着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郁结着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