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小说家的格非，总是和“先锋”两字联系在一起。②这也是故步自封的“文学史”对我们的教育和影响。实际上，格非一个人的文学史远非“先锋”一词所能概括的。先锋的价值在于求新求变，如果只满足于一个封号而自娱自乐，那无疑是自己打倒自己。一九九二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那套颇具影响力的跨世纪文丛，其中有格非小说集《唿哨》，封面上意味深长地引用《夜郎之行·梅雨》中的话：“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过去一个偶然的瞬间，我被时尚的潮流抛在了一边，像一条鱼被浪掀在了河岸上。我凭借回忆和想象生活在过去。”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用“不合时宜”来联系格非，而“凭借回忆和想象生活在过去”，只是对早期格非的小结。“一九八六年，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有两种东西深深地吸引了我，同时也使我产生了疑虑和痛苦。其一是写作的自由，我所向往的自由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争取某种权力的空洞口号，而是在写作中的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陈规陋俗局限的可能性。主要的问题是‘语言和形式’”。格非在《十年如一日》一文中这样解说自己的追求。③形式的“随心所欲”并不是隐匿于某处有待寻找的宝藏，写作的自由既是对以往表现形态的滑稽性模仿，又是写作者对世界的摹仿中不断变化的形态。就是早期特别关注形式的格非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时常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与其他人很不一致，我不知道是周围的世界出了问题，还是自己本身出了问题”。他还特别自信地指出：“写作使我加深了对世界或存在本身的了解，只有在写作中，世界的混乱不堪的图景才会暂时变得清晰起来。”④不知今日的格非是否还是这样自信?我在阅读其长篇新作《春尽江南》之后的感觉却是相反：原本清晰的图景，经由作者的书写反而变得更加模糊不清。这很像小说中的感叹，“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一件小事，你若不追究便罢，如真的追究起来，都是一笔糊涂账”。在一切艺术中，小说是最抵制纯化活动的，它显然就是由杂念构建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又是和“糊涂账”有着不解之缘的。 二○○○年，我国翻译出版了弗兰克·克默德的杰出著作《结尾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其中有段论述和我们如何从整体上理解格非的小说有着启示作用，作者指出：“艾丽斯·默多克这位对形式做了长期而深入的思考，却尚未在她自己的小说中充分反映这种思考的作家，她将所谓的‘澄澈的形式’与没有定形、半纪实性的叙述做了对照，既拒绝了前者，因为它不含有自由的人物形象，不能反映小说的特点，又拒绝了后者，因为它不能满足形式的那种易表露难描述的需要；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它是存在的，而且并不总是违法的。她的观点是重要而又微妙的……”⑤这一重要而又微妙的观点提醒我们：我们心中是自由的，但却在每一处都受到经验主义的制约，形式可能是完美的，但它又不得不遭遇并不完美的事物。“文学必须永远再现真实的人们与形象之间的战争。”虚构与现实间的彼此争斗与两难境地是每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不可回避的难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方法论来指导我们的观察，并不意味着强烈的否定或被否定的事物重新回来缠扰我们的情形，而是意味着我们如何整体辩证地理解变化中的格非和格非的变化。 一九九四年前后，是格非创作十分活跃的年份，他先前发表了《赝品》、《湮灭》、《推背图》、《打秋千》、《时间的炼金术》、《凉州词》、《初恋》、《紫竹院的约会》、《解决》、《公案》、《沉默》、《谜语》、《窗前》、《喜悦无限》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这对并不以创作速度和数量见长的格非来说，可谓是壮观之举了。这些作品成分复杂，既有其早期的先锋姿态，也有变化中的应对之作；既有对历史的迷恋，也有着对眼前现实的思考。这位从未脱离“生活”的敏锐小说家，对如何“摹仿”变化中的社会无疑有着自己的盘算。也是在这一年，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浮出水面，这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对于见证格非变化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小说虽继续营造其“迷宫”式的书写，其中也不乏试验性的文本段落，特别是第四章那不分节的离奇段落。但总体而言，这是一部具有写实倾向的作品，是虚构应对现实的厮杀之作。一般而言，重要的作品对一个作家的创作储能总有其伤害作用的。十八年后，格非在其为《春尽江南》所写的创作谈这样回忆，“《欲望的旗帜》出版不久，我就有了写作三部曲的打算。当时的想法既迂阔又天真，希望用地方志的形式和结构去写一部三卷本的小说。也曾去图书馆翻阅大量地方志、逸史和江南一带的民俗掌故，并作了一些笔记，但这部小说一直迟迟没有动笔。再后剩下的，只是一个思之无味、弃之不甘的念头而已”。⑥日渐走近二十世纪末的格非，小说创作几近空白，那个“思之无味、弃之不甘的念头”持续了好多年。喜欢七八年思考同一问题的格非，“当然思想也会有变化，那么这个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刚才李洱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社会变得已经让我们有点不认识了”。⑦此番话讲于二○○四年，同年作为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的《人面桃花》发表，此时的格非不仅迷恋中国传统叙事(这可能和其教学生涯有关)，而在创作上也回归历史，不时追溯他本人也不曾经历过的过去。 二 《春尽江南》是格非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我估计对《春尽江南》的阅读和评价大概总绕不过三部曲。本文试图绕开三部曲，将其作为独立的文本和十八年前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作一番比较。《欲望的旗帜》围绕着某大学的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展开，而《春尽江南》中很大篇幅也涉足了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两次会议都不约而同遭遇到赞助问题，不同的是前者是哲学，后者是诗歌，前者在结构上总揽全局，会议的开始与结束与小说同步，后者则是小说的一条副线。《欲望的旗帜》把死亡的悬念放在开首，而《春尽江南》则把死亡的悬念放在结尾；贾兰坡导师的跳楼身亡之谜成了小说的导游和牵线人，而身患不治之症而自缢身亡的家玉则成了故事的转折和终结；开首的悬念把赌注押在“故事”，成了情节的动力，结尾的悬念则把宝押在了“意义”上，成就了阅读之外无尽的思考。如果说，《欲望的旗帜》的用心是让欲望露出其狰狞的面具，那么《春尽江南》的寓意则是让人生终结显示其启示作用。从曾山到端午，总有许多相似之处，从婚姻到情感，他们几乎有着共同的得意和失意，他们对生活、社会进步所持的思考和怀疑，冷眼的旁观都有着叙事者的身影，难免会引起阅读的种种不必要的猜测和评价。还是那篇《夜郎之行》中的话，“镜子是件危险的道具。我从中看出了自己的不真实”。一部完全虚构的小说或故事，总是呈现出难以捉摸的自主性。格非的小说和其他同类的故事一样，尽管它们也可能来源于作者自身的梦想和失意，但它最终刻画的是艺术和生活而不是作者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