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1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2)03-0041-08 一 1940年4月，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同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铨、历史系教授雷海宗等创办的《战国策》半月刊在昆明出版，沈从文被列为26位特约执笔人之一。编者在第2期《本刊启事》中声明：“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Realpolitik)及‘尚力政治’(Power Politics)。‘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有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由此形成了在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战国策派”：他们在民族危难时刻，倡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以拯危救亡；从文化形态史学观角度出发，认定世界已经进入“战国时代”；在反思文化传统的同时，提倡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最终完成中国文化的改造。 作为一个流派的“战国策派”存续时间并不长，但由于他们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独特的学术理念，甫一开始，即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更由于政治态度方面的歧异，遭到了革命阵营的严厉批判：“‘战国’派的言论的实质，是一派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为虎作伥与谋反的谬论。”①“‘战国’派的‘天才’论，‘英雄’论，‘战国’派的‘恐怖’，‘狂欢’与‘虔恪’的艺术观，是尼采反对人类的平等的贵族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所以‘战国’派和德意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尊尼采为他们的祖师，为他们‘时代的先觉’，决不是偶然的。”②无独有偶，在茅盾所做的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提纲中，也特意指出“十年中间我们曾和各种各样的反动文艺理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在基本上打败了敌人。我们曾经驳斥了‘抗战无关论’，曾经对当时大吹大擂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文艺政策’从各种角度上加以抨击，使之体无完肤，我们曾经集中火力打击那公然鼓吹法西斯的‘战国策派’，我们又经常揭露市侩主义的本质以及其他各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谬论。”③在今天看来，这种“批判”，已经明显地超出了正常学术讨论的范畴。 多少年后，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中对当时的情形有过这样的回忆：“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些同志，个个都把唯心主义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每次聚会，一碰头就是谈冯友兰、贺麟，分析他们的政治动向，研究他们的每一篇新文章。这个情况，所有的同志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雷海宗主编的刊物《战国策》，对我党态度不友好，《群众》主编章汉夫著文批判《战国策》，点了雷海宗的名，孙晓邮主编的一家经济刊物，有文章说了不利于统一战线的话，许涤新同理论界同志对此进行了批判。”④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战国策派”被贴上了“法西斯主义”的标签，写入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的各种教科书。不幸的是，这一流派的主要成员都留在了大陆，不得不背上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 作为《战国策》的编者、作者，沈从文也深深地卷入了这一理论漩涡之中。但与陈铨、林同济、雷海宗这些“战国策派”主要成员不同的是，沈从文与“战国策派”的关系非常复杂，对于沈从文是不是“战国策派”的成员，作家本人及学界都讳莫如深。但这又始终是沈从文研究中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它不但对理解沈从文的创作有着重要作用，也与沈从文解放后的命运密切相关。有很多人认为，沈从文1949年后饱受冷落，即与这段经历有关。夏衍在与李辉的对话中曾经这样说过：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没有沈从文，这个事情很奇怪吧。沈从文很有名气，为什么连代表都不是?当时我没有参加。大会是7月召开，上海5月刚解放，接管工作非常忙，我留在上海。后来文代会之后我到北京，有人同我谈到沈从文的问题。我问周扬，怎么沈从文没有参加文代会。周扬表情很奇怪，说：“说来话长，不谈不谈。”后来我辗转打听，原来是这么回事：沈从文在1943年或1944年的时候，给当时的《战国策》杂志写过文章，陈铨主编的，他写过《野玫瑰》。陈铨他们公开拥护希特勒的。这个时候，沈从文在那上面写文章，主要讲三K主义，这个你可以查出来。聂绀弩的杂文集，宋云彬、秦似的文章有批判他的。为《战国策》写文章，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有写文章，因为我和他不熟，我不晓得，没看他的东西。 沈从文的问题主要是《战国策》，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那个时候，刊物宣扬法西斯，就不得了。再加上他自杀，这就复杂了。这个问题，不但是郭沫若骂他的问题⑤。施蜇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一文中也认为： 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40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这个刊物，我只见到过两期，是重庆友人寄到福建来给我看的。我不知从文在这个刊物上写过些什么文章，有没有涉及政治议论?不过当时大后方各地都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个宣扬法西斯政治，为蒋介石制造独裁理论的刊物。这个刊物的后果不知如何，但从文的名誉却因此而大受损害⑥。 其实，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印象，关键问题还是对“战国策派”的评价。正是由于这一流派长期被人们看作是“法西斯主义”的，很多人才避之唯恐不及。沈从文自己就曾经多次否认自己与这一派别的关联：20世纪50年代，在一份传记材料中写道：“曾和联大同事钱端升、陈岱孙等编过一周刊，又同林同济等编过一半月刊。广西方面刊物找对象骂人，总以为有个什么《战国策》派，其实全不相合。我不再写文章，问题也极简单，即到我明白刊物有一点政团意味或官僚关系时，我搁笔了。”⑦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在和金介甫对话时，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否定性的回答⑧。可能正是由于作者的这种态度，在19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热潮当中，很多研究者在“战国策派”问题上大多采信了作家自己的这种说法。如凌宇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中说，“由于沈从文当时与陈铨、林同济同在西南联大，并在《战国策》上发表过文章，有人便散布沈从文是‘战国策派’的谣言。”⑨吴立昌也认为，“沈从文仍然抱定文学应超越政治的宗旨，再加之林同济、陈铨都是朋友熟人，所以，他照样在《战国策》先后发表了八篇论文和随笔，尽管它们大多谈的是文学或自己的思想感受，没有直接议论政治，更没有同刊物编者产生理论上的共鸣，但仍然因此而被一些人误戴上‘战国策’派的帽子达数十年之久”⑩。在诸多研究者中，王保生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最为明确：“说沈从文是‘战国策’派，或者说沈从文与林同济合办《战国策》，都是不正确的。”(11)可以说，出于在政治上为沈从文“辩诬”的目的，很多研究者都否认沈从文是“战国策派”成员。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温儒敏、丁晓萍编辑的“战国策派”论著集《时代之波》(12)没有收入沈从文的相关文章；同样，江沛的专著《战国策派思潮研究》(13)也没有将沈从文的文化思想纳入研究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