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1-0089-06 一、“个人的生命”历程 从一个小故事进入穆旦的社会文化身份这一话题吧。1945年抗战结束后，战时西迁内地的高校陆续北迁。据说穆旦原本有机会到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①，但他选择了去文化并不算发达的沈阳创办《新报》。大致时间为1946年4月到1947年8月。总体而言，穆旦“《新报》时期”的材料多零散，其中一个来自当事人回忆：1946年底，《新报》发布了1947年元旦将以“东北一年来……”为主题的征文消息，年轻的朱磊(有笔名朱珍妮、亚珍等)和丈夫卢逊生(又名苏宾)正流落沈阳，找不到工作，生活非常困顿。看到消息后，朱磊将《一年来做妻的生活》寄给了《新报》。不想获得第一名。一天，穆旦带着流通券一万元奖金去了一个像“冰雪荒原”般寒冷的家里看望她，并且赞扬了她的作品： 我喜欢它的朴实、纯净……写出了你们洁身自爱的美好心灵，精神境界。 因为这一事件，彼此有了交往，年轻的作者受穆旦鼓舞，将美国作家萨洛扬短篇小说集《四十六篇故事集》陆续译出并在《新报》刊登数篇(译文经过穆旦校正)。1947年8月，《新报》遭查封；之后穆旦来和朱磊夫妇告别，送上新近在沈阳自印的《穆旦诗集》②。11月22日，亚珍的《送穆旦离沈》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刊出，其中写到： 两年来，东北不知有多少来的人，有多少走的人，算不了什么，你无非是万万千千中的一个。两年之前和两年后的现在，你来，你走，这中间，你经历着兴衰样的变化，是你个人的，也是整个东北的，张大的说一说，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你办成的报纸，它出现，它蓬勃，它消失，在人们的眼前，更在个人的生命上。 无名的作者通过《新报》这样一个小小的岗位发见了诗人生存境遇中的某种特殊意义，《新报》不过是现代中国一份短命的地方性小报，诗人也不过是无名之辈，但在她眼里，这一切之于诗人却有着无可替代的切身意义，“更在个人的生命上”，这一评价在当时是独特的，至今穆旦评价界依然极少回应。 回应这一评价最基本的方法即是勾勒一下穆旦个人的生命历程。1940年夏，穆旦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外文系助教。其时，多半从事日常性事务与公共基础课的教学，对于公共事务也有参与，曾作《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③，宣扬了“无日不在苦难中，折磨成长”的联大形象。 1940年代的中国，战事频繁，社会动荡，稳定的工作极为难找，在国立大学任教实为一份令人羡慕的安定工作——穆旦的生活道路原本是安稳的，随着年龄增长，将逐步成为有威望的大学教授。但这种相对平静而安稳的生活仅持续不到两年，1942年初，穆旦作为翻译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战场。当时昆明、重庆等地大学，师生从军很普遍。穆旦和众多从军者一样，以一种积极姿态主动承担了对于时代和民族的义务。不过，绝大多数学生回来后均复学了，作为教师的穆旦却没有再回到大学教席，而是在昆明、曲靖、重庆、贵阳等地短期任职，做英文秘书、教员、学员、小职员等，生活较为困顿，压力不小。 《新报》时期对穆旦而言是相对稳定的，也是文化意味相对较强的。从对报纸的实际经营来看，穆旦似乎有做职业报人的打算，《新报》在规模、经费、传播等方面有意袭用《大公报》、《益世报》一类大报的操作模式，精心设置了报纸栏目。除了国内外及东北新闻外，第2版社论、第3版“日日谈”等栏目都颇有特色，前者主要针对国内外重要政治事件以及东北本地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事件，为长篇大论；后者主要为东北特别是沈阳新闻时事的短评，篇幅短小，一事一议，一般仅一二百字。第4版副刊先后有10余种(扩充为6版之后，版式有所不同)，包括“新地”、“欧美风”、“各地通讯”、“时代妇女”“社会服务”、“文学”、“星期文艺”等，还出版了多种纪念专刊。这些都显示了编者对于报纸的经营。 《新报》发展势头一度非常好，创办不久，发行量即由三千增至万余份，并在长春设立分社，被认为是东北四大报纸之一[2]。但是，在持续一年零四个月之后，《新报》即被国民党地方政府查封。这一段经历并不算长，实际展开的图景也并不算多么辉煌，穆旦的职业报人或职业文化人身份，也就并未能得到真正落实。 《新报》被封之后，穆旦南下上海、南京等地。期间，多次找工作碰壁，多次失业，实际所找的工作也是技术性的，如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美国新闻处等地任英文文书，主要工作就是资料(如来往文件，剪报等)翻译一类杂事。这等工作需要有良好的英文知识，对曾任教国立大学外文系的穆旦来说自不是难事。 二、不安稳的生活局面的原因探析 纵观1940年代穆旦的经历，联大、《新报》两段相对稳定的经历均为时较短——严格说来，生活虽较稳定，其文化人身份始终并不稳定；在更长的时间内，他是凭借在大学里刻苦学习(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背英文字典)而来的英文知识而谋生，不断找工作又不断失业，生活平淡、工作枯燥——虽然各段均较为短暂，但累加起来的时间则较长，这样一来，在穆旦身上，小职员身份大于职业文化人身份。 问题由此生发：对于一个国立大学外文系正规毕业生而言，这种不安稳的生活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1944年11月穆旦致友人的一封短信有助于理解这一点。穆旦写到：“我的生活如常，每日工作不多，看看书，玩玩，很应了人们劝我‘安定一下’的话。”此话看似轻松，实则关涉到一种糟糕的个人生存处境：“很大的苦闷压在人的心上。前后左右都悲观。”生活多年的昆明也成为了被讥讽对象：“昆明和贵阳一样，有点紧张，你若到那里，又是掉在老生活圈子了。”[3](p.127，p.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