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给同学好友郑朝宗的信中曾明确表示：“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①受此影响，把钱钟书的治学方法概括为在时间上打通古今，在地域上打通中西，在学科上打通文史哲各人文学科的“打通说”已成“钱学”研究者的共识。其实“打通”是钱钟书对自己治学方法、经验和心得的高度抽象概括，并不能代替他在研究具体问题时所坚持或采用的方法和原则。或许，打通中外古今及各个不同的学科，也只有钱钟书这样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术大师能够敢想敢做而且做得成打得通。本文结合钱钟书对胡适和周作人的有关批评，来探讨钱钟书重史求实、新旧兼容这一具体的学术原则与治学方法。 一 由于家学渊源，青少年时的钱钟书已经打下国学的牢固根基。上中学时就“常为父亲代笔写信”，甚至开始为父辈学者的书作序②。交游问学于唐文治、钱穆、徐景铨等老派学者③，以旧体诗与当时的文坛名宿陈衍酬唱应和，并与其纵论天下文章之得失，遂成为学术上的忘年交。陈衍对他有“世兄诗才清妙，又佐以博闻强志”之誉④。其父钱基博也公开称赞：“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学诚)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⑤如上种种记述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钱钟书当时就是一个远离新文学而沉湎于旧学的旧式学者，实际情况却绝非如此。除家学和传统旧学外，钱钟书因为接受了严格的新式学校教育和受域外文化的影响，无论在学术视野还是在理论、方法与创作上，都已经超越了父辈学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说秦氏小学和东林小学期间他所接受的还是旧式的传统教育，那么自入桃坞中学后，他就开始接受严格的西式教育了。这不仅培养了他的外语能力，而且也为他接受西方的治学方法和思想观念奠定了基础⑥。此后他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更得以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西方学术思想。清华的华籍教师如王文显、吴宓、陈福田、叶公超等均是学贯中西的大家，而外籍教授温德(R.Winter)、瑞恰慈(I.A.Richards)等均是西方声名显赫、能成一家之言的学者。他们的言传身教，使钱钟书获益匪浅。瑞恰慈是把西方现代新批评理论带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教授的文学批评课程对钱钟书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钱钟书高度评价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认为“确是在英美批评界中一本破天荒的书”⑦。他还征引瑞恰慈的观点来解释“俗气”的本质：“批评家对于他们认为‘伤感主义’的作品，同声说‘俗’，因为‘伤感主义是对于一桩事物的过量的反应’(a response is sentimental if it is too great for the occasion)——这是瑞恰慈(I.A.Richards)先生的话，跟我们的理论不是一拍就合么?”⑧就是在清华就读期间，他发表了《一种哲学的纲要》、《休谟的哲学》等一系列介绍西方哲人或思想的文章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落日颂》两篇专门关注新文学的书评。可见钱钟书在与旧派学者交游酬唱的同时，眼睛也在关注着世界的文化思潮与新文学的发展动向。下面先从他对胡适的批评来分析他的学术原则与治学方法。 二 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揭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此后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白话文学史》和《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等，或为白话文和新文学的发展建设进行规划，或为其存在的合理性寻求历史的根据并进行理论的辩护。可以说胡适为“五四”新文学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理论资源。钱钟书比胡适小十九岁，当胡适蜚声文坛时，他还是一个跟从伯父读书识字的少不更事的孩童。到他才华横溢在文坛崭露头角已经是“五四”落潮后的20世纪30年代，胡适早已是文坛名宿。年龄和志趣的差距使两人虽曾谋面但却没有直接的深入交往。据杨绛回忆，钱钟书在合众图书馆查书时遇到过胡适，两人就旧体诗的话题有过简短的交谈。胡适1949年离开大陆前到上海造访他留美时的老同学任鸿隽和陈衡哲夫妇，钱氏夫妇应陈衡哲之邀参与了在任宅为胡适举办的“家常tea”。由此可知，钱氏夫妇、任氏夫妇和胡适曾有一次亲近而随意的聚谈。此后钱钟书还参加了一个送别胡适的宴会⑨。然而，对胡适而言，他所了解的钱钟书的才名是在作旧诗上，这和他反对旧诗提倡白话诗的志趣是相悖的，志趣的不投使他无法接受钱钟书成为他的忘年交。对钱钟书而言，以他恃才傲物的个性，自然也不会主动攀附胡适这一文化名宿。况且钱基博曾明确警告儿子：“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⑩此外，钱钟书对胡适的语言和文学革新的一些态度和做法是持保留意见的，曾点名或不点名地对胡适多有批评。 首先看钱钟书对胡适的作史方法和态度的批评。胡适在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用从“死文学”到“活文学”的发展变革的逻辑来描述五十来年新旧文学过渡的短暂历史。他站在文学进化与革新的立场上，认为“种种的需要使语言文字不能不朝着‘应用’的方向变去”(11)。他以否定和批评的态度把清末很有影响的诗文家王闿运和同光诗派一带而过，而高度赞赏写诗颇具散文化倾向的诗人金和。他说：“王闿运为一代诗人，生当这个时代，他的《湘绮楼诗集》卷一至卷六正当太平天国大乱的时代(1849—1864)；我们从头读到尾，只看见无数《拟鲍明远》、《拟傅玄麻》、《拟王元长》、《拟曹子建》……一类的假古董；偶然发见一两首‘岁月犹多难，干戈罢远游’一类不痛不痒的诗；但竟寻不出一些真正可以纪念这个惨痛时代的诗。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都是因为这些诗人大都是只会做模仿诗的，他们住的世界还是鲍明远、曹子建的世界，并不是洪秀全、杨秀清的世界；况且鲍明远、曹子建的诗体，若不经一番大解放，决不能用来描写洪秀全、杨秀清时代的惨劫。”(12)“宋诗的特别性质，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作诗如说话。北宋的大诗人还不能完全脱离杨亿一派的恶习；黄庭坚一派虽然也有好诗，但他们喜欢掉书袋，往往有极恶劣的古典诗歌(如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南宋的大家——杨、陆、范——方才完全脱离这种恶习气，方才贯彻这个‘作诗如说话’的趋势。但后来所谓‘江西诗派’，不肯承接这个正当的趋势(范、陆、杨尤都从江西诗派的曾几出来)，却去模仿那变化未完成的黄庭坚，所以走错了路，跑不出来了。近代学宋诗的人，也都犯这个毛病。陈三立是近代宋诗的代表作者，但他的《散原精舍诗》里实在很少可以独立的诗。”(13)胡适在书中用很大的篇幅介绍的两个诗人是金和与黄遵宪。他说：“这个时代之中，我只举了金和、黄遵宪两个诗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有点特别的个性，故与那一班模仿的诗人，雕琢的诗人，大不相同。”(14)并特别称赞金和“确可以算是代表时代的诗人”(15)，“故他能在这五十年的诗界里占一个很高的地位”(16)。对此，钱钟书阐述了自己作史的立场与原则，并不点名地对胡适提出批评，他说：“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体制悬殊。一作者也，文学史载记其承邅(genetic)之显迹，以著位置之重轻(historical importance)；文学批评阐扬其创辟之特长，以著艺术之优劣(aesthetic worth)。一主事实而一重鉴赏也。相辅而行，各有本位。重轻优劣之间，不相比例。掉鞅文坛，开宗立派，固不必由于操术之良；然或因其羌无真际，浪盗虚名，遂抹杀其影响之大，时习如斯，窃所未安。反之，小家别子，幺弦孤张，虽名字寂寥，而惬心悦目，尽有高出声华籍甚者之上；然姓字既黯淡而勿章，则所衣被之不广可知，作史者亦不得激于表微阐幽之一念，而轻重颠倒。试以眼前人论之：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者，湘绮一老，要为大宗，同光诗体，亦是大事，脱病其优孟衣冠，不如伏敌堂、秋蟪吟馆之‘集开诗世界’，而乃草草了之，虽或征文心之卓，终未见史识之通矣!”(17)这里钱钟书区别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各自的特点和职能。文学史重的是记述作者在文学发展史上对某时代的文风或文体的贡献及承先启后的作用，并以此来标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文学批评重的是揭示某些作家作品独特的风格特点，并评判其艺术的得失或优劣。文学史重的是历史事实而文学批评重的是鉴赏，两者各有各的职能，但又相互借鉴、相辅相成。史家要注意两者在文学史中所占的位置轻重的比例是不能等同的。对于那些曾蜚声文坛、开宗立派的大家，当然不必仅看其主张或方法有多么高妙；然而也不能因为现在看来他没有做出真正的贡献而浪盗虚名，就抹杀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反过来说，对那些名声并不显赫但却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的小家别子，读其作品惬心悦目，在某些方面确实高出了那些声名极大的大家。只是名声很少人知，给人们的影响自然也就不会广了。作史的人也不要执著于揭示隐幽精微事理并加以大书特书，以致轻重颠倒。文中的“湘绮一老”即王闿运，“伏敔堂”指的是江湜的《伏敔堂诗录》，“秋蟪吟馆”即指金和的《秋蟪吟馆诗钞》。因为江湜的诗不用典故，纯用白描，曾有人把他和郑珍、金和并称，所以钱钟书把他和金和并提。“集开诗世界”是指王禹偁在《日长简仲咸》诗中推崇杜甫开辟了诗歌的新领域所说的“子美集开诗世界”。钱钟书认为就晚清文学来说，王闿运和同光诗派都开宗立派，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以其模仿的毛病就认为他们不如江湜、金和的诗有革新开创的意义，于是在写史时不予重视，这种做法虽然或许表明为文者的用心和识见不同凡响，但终不能说是对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表述或评判。钱钟书坚持的是“信”，是一种重史求实的态度；胡适着眼的是“变”，追求的是“成一家之言”的独特性或创新性。两者难为轩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