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5-0117-09 一、打破“全传”体例 日本一桥大学木山英雄教授《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以下简称“《苦住》”)问世于1978年，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推出中译本，中国读者有幸领略这位继增田涉、竹内好之后日本第三代鲁迅研究领军人物之一的另一面，滞后了整整三十年。 以我个人偏嗜，《苦住》糅合了从容细密的理性剖析和勤勉不苟的事实考据这两套功夫，似稍胜于作者一向为中日学界推重的偏于哲学沉思的长文《〈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鲁迅的诗与哲学的时代》。木山研究鲁迅从《野草》下手，研究周作人则专攻“日中战争时代”，都是瞄准“周氏兄弟”一段晦暗的生命，差别在于“野草”的晦暗指示着鲁迅的一座文学高峰，“日中战争时代”的晦暗则几乎葬送了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本来拥有的地位。但正如木山从晦暗的野草时期成功地磨洗出鲁迅的光辉，他写《苦住》乃是要从周作人的晦暗时期挖掘出另一种闪光之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主人公的不幸命运中搭救出其文学来”。 《苦住》执笔恰逢“文革”落幕，有关周作人中文方面的材料大陆尚未开放，木山只能通过港台渠道勉力搜寻，以致根据传闻弄错了周氏卒年。2004年日文新版颇多修订，但仅以“补注”及“后日编”形式附在相关注释与章节之后，不改初版原貌。中译本依据1978年初版本及2004年新版“补注”，译者赵京华尊重作者意见，除保留《知堂狱中杂诗抄》以外，“后日编”其他五节全部删去，故中译本的主体仍是三十年前那本旧书。 也就在《苦住》初版之后不久，中国国内周作人研究及周氏著作与传记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全面展开，各类周作人研究论著与日俱增，很快便有了李景彬、钱理群、倪墨炎、余斌、雷启立、耿传明、止庵等不下十部周作人传以及王锡荣对周作人生平“疑案”的考辨，进步可谓神速。有趣的是这些著作不管写于《苦住》中文版面世之前或之后，都极少称引《苦住》，好像它已经失掉参考价值。其实不然。 首先，除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22年》外，上述诸家撰述多为“全传”，各有创获，各具特色，但都难免平均用力，焦点分散。耿著所谓“最后22年”指1945年周氏入狱至1967年逝世，也略过1937—1945年“日中战争时期”。因此迄今为止，《苦住》仍是专门研究周作人这一阶段的仅见的传记著作。周作人是中国现代独一无二的“杂家”，学问渊博，又享高寿，文笔生涯贯穿清末到“文革”六十多年，写“全传”难度可想而知。《苦住》聚焦于“附逆”前后，深入开掘，就非浮泛的“全传”可比。 其次，上述诸家传记，包括不用传记之名实属传记研究的王锡荣《周作人生平疑案》与张铁荣对其附逆期间个别活动(如周氏与汪伪背景《古今》杂志关系)的探索，都很重视研究周的附逆，但这些著作倾向于单方面的史实考辨，轻易不涉及传主内心。钱理群《周作人传》以追蹑周作人思想演变为主轴，但对周氏附逆时期的心理发展的处理也是以思想分析配合事实铺叙，初衷是要理清传主的外在行为而非内心活动。对周作人附逆时期的传记研究之所以出现重行为考辨而轻心理分析的“偏至”，或许与《太史公自序》将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引为治史准则有关，或许是对某些人物传记的心理分析过于发达而事实考辨相对薄弱的纠偏，但在周作人的场合，这种“偏至”恐怕还另有隐情，那就是担心对周的思想演变和心理活动的分析有可能干扰对其外在行为(附逆)的“定论”，好像你越专注地分析周作人的心理活动，就越有可能让人觉得你是设身处地帮他寻找附逆的理由。换言之，就是为他的汉奸罪开脱。但心理分析毕竟无法绕开，一般的处理方式是从周作人附逆事实的考辨出发，兼及心理活动，结果就造成一种奇特的逻辑：周作人已经是汉奸，所以他的内心活动无一不与汉奸行为若合符节。这种倒因为果的做法，可以确保传记研究的政治(道德)正确性，其研究路向不仅居高临下，也冷面无情：研究者站在道德高地审视趴在地上的汉奸，该汉奸不仅有不可推卸的汉奸行为，更有一颗天生的汉奸之心，而这样的汉奸之心自然乏善可陈。所以分析周作人的汉奸心理很像是解剖一具道德僵尸，充满憎恶和鄙夷，浑然不计这具僵尸曾经有过的活泼生命及其逐渐成为僵尸过程的挣扎。 周作人汉奸罪铁证如山，谁也推翻不了。木山丝毫没有挑战定案的意思，相反他以日本学者的身份对此更加敏感谨慎。所不同者，他用惋惜、痛心、忏悔的态度研究周作人的附逆，并非一出手就将研究对象打成僵尸，再来分析这具道德僵尸的行为心理。《苦住》的基本逻辑是努力将周作人放回北京沦陷时期的语境，探究是怎样的主观客观合力将周作人推向深渊，而周作人的思想演进则是诸多合力的核心。 专门研究导致周作人附逆的合力并正视周作人附逆前后的心理演变，是《苦住》不同于国内诸家全传的地方，也是它作为一本旧书仍然值得借鉴之处。 二、“多重复杂的网目” 《苦住》对中文材料的运用，因系早出，自然逊色于中国国内后出诸家的传记，但收集来自日本方面的材料则有特殊贡献。作者利用日本人的方便尽量参考日本军方档案和军方人士回忆录来研究“占领当局”在华北的军事、政治与文教政策，详考日本军队、宪兵和特务机关、“翼赞团体”(如“新民会”)的沿革与分工，穿插一些日本文士和身份暧昧的访客与周作人的交往及其可能发生的影响，如竹内好亲口对他说的，某些日本客人(包括与“周氏兄弟”关系不浅的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不能体谅周作人的好意，“毫无政治感觉地公开其会见记录或访谈，至今觉得这给周作人带来了很多麻烦”。他还采访了一些健在的当事人，如周作人妻弟羽太重九、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朋友佐佐木健儿、在北京经营印刷业而和周作人日本岳家有亲戚关系并愿意充当保护周作人的“防波堤”的小柴诚司、特务部的武田熙、华北教育总署编审会的加藤将之、兴亚院文化局的西田匠和志智嘉九郎、教育委员会专员重松龙觉，抢救了大量活证据。日本人说话通常都比较婉转，外人不易洞悉隐曲，木山近水楼台，占尽先机。这方面的考释重构了日本方面围绕周作人的“多重复杂的网目”，扭转了过去流行的看法，即周作人附逆完全出于自愿，并无来自日本方面的逼迫。这种扭转也直接暴露了周作人自我辩解的暧昧性和怪异性：即使在论及“元旦遇刺”那个极端事件时，周作人也有意淡化日本方面志在必得的胁迫，始终强调其接受伪职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