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加恋爱”作为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小说中的一种题材，在各种现代文学史著述里被普遍使用。但是，多数研究者都把它当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而很少对其加以(并非不必要的)界定，这样就难免造成某种模糊与混乱。这种情形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在2008年第五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就发表了熊权女士的文章《论“革命加恋爱”概念的历史建构》(以下简称“熊文”)，该文试图“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合理的‘革命加恋爱’概念”①，认为“革命加恋爱”是一个经由不同历史时段被建构起来的概念。可惜的是，熊文在一些关键的细节上却存在着疏忽，甚至导致对这一概念的历史建构过程认识的偏差。 本文即试图重新梳理“革命加恋爱”这一概念的产生过程，并考察它的最初含义，同时探究这种文学现象受到批判的真正原因。 一、从“革命与恋爱”到“革命加恋爱” 一般认为，较早对“革命”与“恋爱”题材的小说进行概括、评价的是钱杏邨，被列举的批评文本则是他发表在《太阳月刊》1928年第二期上的《野祭》书评②。但是，在之前的《太阳月刊》创刊号的《编后》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评价：“孟超在《冲突》里所表现的，更是现代的一个大问题，——革命与恋爱的冲突；在这一篇里是革命战胜了恋爱。”③这可能是“革命与恋爱”一语第一次在评论中出现。当然这只是编者对该期刊物上所登载作品的简评，真正对这一题材进行较为详细的描述与分析的，还是钱杏邨的《野祭》书评，他在该文中说：“现在，大家都要写革命与恋爱的小说了，但是在《野祭》之前似乎还没有。”④后来的研究者一般都将蒋光慈的《野祭》视为“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开山之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钱杏邨的这段评论有关。 “革命与恋爱”小说最初是指蒋光慈、孟超等人的作品，此外通常被视为这类小说的突出代表的，还有洪灵菲的《流亡》、《前线》，丁玲的《韦护》等等。但实际上，“革命与恋爱”小说的创作在192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一个潮流，而且无论是读者还是左翼评论界，对这类作品的评价也基本是正面的。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比如1928年3月的《文化批判》上就载有读者来信，指责蒋光慈某些作品“内容仍然带有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思想”，所写革命是“学生式的浪漫”，使人读了可能反而讨厌革命，⑤不过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并非主流。 然而到了1930年代初，情况却发生了变化。1931年11月，由冯雪峰执笔的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提出必须抛弃那些“定型的观念的虚伪的题材”，而“恋爱和革命的冲突”就作为此类题材之一而被列举(此外还有“身边琐事”、“小资产智识分子式的‘革命的兴奋和幻灭’”等等)。⑥次年4月，左翼文坛上又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茅盾、钱杏邨、郑伯奇、瞿秋白、阳翰笙五人为阳翰笙的小说《地泉》再版本作序。熊文称这次作序是“集中批判‘革命加恋爱’公式”，但实际上，在这五篇序言中涉及“革命”与“恋爱”的只有一处，他们真正“集中批判”的，其实是“革命的浪漫蒂克”，二者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应该混为一谈。有意思的是，五篇序言中唯一一段批评“革命与恋爱”小说的话，恰恰出自此前曾经热烈赞扬蒋光慈作品的钱杏邨笔下：“书坊老板会告诉你，顶好的作品，是写恋爱加上点革命，小说里必须有女人，有恋爱。……至于那些因恋爱的失败而投身革命，照例的把四分之三的地位专写恋爱，最后的四分之一把革命硬插进去。”⑦批评的口吻相当严厉，而且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革命加恋爱”一语的雏形了。 过了两年多以后，茅盾于1935年1月1日的《文学》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回顾这类题材小说的发展史。在他看来，这类小说在最初阶段是“指出了‘恋爱’会妨碍‘革命’，于是归结为‘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的宗旨”，并说“有人称这样的作品为——‘革命’+(加)‘恋爱’的公式”⑧。其实我们基本可以断定：第一次明确总结出“革命加恋爱”这一“公式”的，正是茅盾的这篇文章。紧接着，茅盾又总结了“革命与恋爱”小说之后的两个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革命决定了恋爱”，表现为几个男性追逐一个女性，而女的挑中了最“革命”的一个男性；第三阶段是“革命产生了恋爱”，表现为从事革命工作、志同道合的男女自然而然地成熟了恋爱。茅盾称后两类小说为“‘革命’×(乘)‘恋爱’的公式”⑨。 显然，在茅盾那里，“革命加恋爱”仅指“革命与恋爱”小说的三种模式之中的一种，即所谓“革命与恋爱的冲突”，但在后来的文学史中，“革命加恋爱”则基本变成了描写“革命”与“恋爱”题材的小说的总称，而熊文在引用茅盾的这篇文章时，同样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区别。诚然，如熊权女士所说，“革命加恋爱”的概念本来就是在历史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确定的、本质性的概念，因此我们不能说后来的文学史著作中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当我们对史料进行分析、梳理以求较准确地把握一个概念的时候，却不应该不注意这类细节。 从“革命与恋爱”到“革命加恋爱”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含义却大相径庭。“革命加恋爱”的“加”字，本身就突出了其作为“公式”的性质，所以，这样的命名其实是包含着明显的批判意图的，反映了一类曾经流传甚广的小说的评价史的演变，忽略了这一变化，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妨碍我们认识这种文学现象的复杂性。 二、“革命与恋爱”、“革命的浪漫蒂克”和“创作方法”的流变 通过对“革命加恋爱”这一概念产生过程的简单梳理，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既然“革命与恋爱”题材的小说曾经风行一时，并拥有大量的读者，那么左翼文坛为何在1930年代初会突然之间群起而攻之呢?如果说这仅仅是因为其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那么批评家们在此前又为何没有发现?其二，茅盾发表《“革命”与“恋爱”的公式》的时候，这类小说的流行早已过去(按照茅盾自己的说法，这类小说早在1931年丁玲发表《水》的时候就被“清算”了⑩)，他为何突然之间有了这样的冲动，来为一种昔日的文学现象重新“命名”?这就不得不考察批判“革命与恋爱”的现实语境，尤其是左翼文坛先后引入的各种文艺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