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期以来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汪曾祺著作出版种类之多、重版之频、印销量之大，在同侪中罕有其匹。近年来，汪曾祺更引起评论界持续关注。对于这样一位作家而言，一部全面、可靠的全集是不可少的。目前已出的较大规模的汪曾祺作品集有两种，一是陆建华主编的五卷本《汪曾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这是在汪曾祺生前所出版的最全的文集。二是汪氏辞世之后次年，邓九平编辑的八卷本《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它不仅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汪集，而且在作品搜集、分类(汪曾祺诸体兼擅，更以“小说散文化”著称，其小说与散文界限模糊，有些作品在分类方面着实令人挠头)、系年、校订方面都做了大量有效的、难能可贵的工作，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作品集。可以说，近来的研究者无不得力于这两部集子。 但众所周知，一部真正的“全”集并不容易编纂，往往需要持续地拾遗增补，使趋于“全”。《汪曾祺全集》问世以来，佚文发掘工作迭有进展。二○○七年，《大家》在第二期刊发“汪曾祺早期佚文一组”，包括《花·果子·旅行日记抄》、《街上的孩子》、《理发师》(《风景》之三)、《他眼睛里有些东西，决非天空》四篇。其中《理发师》一篇已收于《全集》第三卷，故算不上佚文。《全集》所收《风景》共三篇，均未系写作日期，只是后面缀以出处“载一九四七年《文汇报》‘笔会’”。《大家》所刊则缀以成文日期“卅五年十月十四日写成，上海”。二○○八年，《十月》在第一期以“汪曾祺早期作品拾遗”为题刊发解志熙教授辑校的十篇佚文，分别为《悒郁》、《灯下》、《唤车》、《烧花集》、《最响的炮仗》、《旖与旌》、《书〈寂寞〉后》、《斑鸩》、《蜘蛛和苍蝇》、《卦摊》。嗣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二○○九年第二期以“汪曾祺初期小说四篇”为题，刊出李光荣辑集的为《全集》漏收的四篇小说：《翠子》、《寒夜》、《春天》、《谁是错的?》。至此，早期佚文发掘几乎穷尽。由于年代遥远，报刊存世稀少，亲睹不易，因而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至于其解放后的作品，由于时代尚不很远，文献查考较容易，一般而言佚失的可能性会较小。但也不尽然。新时期以来汪曾祺创作数量大，但因向其约稿的报刊种类庞杂，作品发表地分散，加之汪曾祺本人生性散淡随意，不记日记，这给著作编集和系年造成一定困难，所以仍有很多作品未入全集编者视野。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就陆续发现若干，现将篇目予以刊布，并作简明介绍和考论，俾能见闻于学界，并能为新版《汪曾祺全集》的编纂提供参考。 《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 文学评论，收《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①据该书作者云，该文系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替比他低一班的同学杨毓珉代写的读书报告，闻一多看后曾当着朱德熙的面大加赞赏，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好!”汪曾祺去世后，杨毓珉翻检旧物而重新发现该文。 汪曾祺本人生前曾提及这篇旧作。一九九七年三月写的《闻一多先生上课》一文中说： 我颇具歪才，善能胡诌，闻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闻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 语气中颇为自负。事实上这的确是一篇难得的、有个性的作家式文学评论。它在短短两千五百字中概括了李诗由“规矩”而“闲适”而“险奇”、“怪艳”的风格演变，并体察入微地解释了其创作心态。全文无一处引经据典，完全从感性印象出发描述李诗，生动形象而又准确。汪曾祺显然深谙“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②不避“新”、“怪”，行文洒脱，藻绘艳丽，时见惊人之语。如谈到李贺的“逃避”时，说他“不过他逃不出此一个世界，于另一世界何尝真能满足。在许多空虚东西营养之后，当然不会正常。这正如服寒食散求长生一样，其结果是死得古里古怪。说李长吉呕心，一点不夸张。他真如千年老狐，吐出灵丹便无法再活了”。谈到其与时代的关系，生动地比喻道“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最后的结论也极富特色：“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凡此都极见才华，也深得传统印象主义批评之精髓。 关于文章写作时间，还可辨析得更具体些。《老头儿汪曾祺》引杨毓珉说法，称作于一九四四年。同文还提及写本文时作者二十四岁，当系据“一九四四”推算的结果。查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③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间，闻一多惟于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五年的“暑假过后”两次开设“唐诗”课。按照杨毓珉说，其时汪曾祺已毕业滞留学校。则文必为闻一多一九四三年暑假过后那一学期的唐诗课而作。又因是学期末提交作业，故成文当在一九四四年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