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现代作家中，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无疑是给中国以最直接、最大影响的一位。他通过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和新村运动的倡导表现出来的和平主义精神和人类主义精神，经周氏兄弟的介绍和宣传广泛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如此，其新村理想还直接影响到青年毛泽东。新中国作为毛泽东的缔造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巨大的、变形的新村。总体看来，实笃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出从文学到思想、再到社会实践的综合性特征。 不过，除了1936年4月底去欧洲旅行途中在上海临时上岸与鲁迅、崔万秋、内山完造诸人会面之外，实笃的中国之旅只有一次，这就是1943年4月的中国旅行。必须注意的是，此时的实笃已经由大正时代的和平主义者、人类主义者转变为“大东亚战争”的支持者。这种转变始自1937年前后①。就在开始中国之旅前一年的1942年5月，实笃出版了支持战争的代表作之一《大东亚战争私感》②，当月26日日本文学报国会召开成立大会，实笃又被委任为戏剧文学部部长。不久，1943年4月实笃是作为官方派遣的日本文化使节团团员前往南京参加伪中日文化协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个人前往北中国和“满州国”以及日本统治下的朝鲜旅行。这样，作为一个曾经以和平主义思想·人类主义思想影响了中国的日本作家，如何面对中国、如何阐明自己的战争观念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旨在以武者小路实笃的这次中国之旅为中心，探讨同一时期实笃的战争观与中国观这两个具有内在相关性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引文皆为引者翻译，“支那”一词为历史概念，从中国人的自称变为部分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有个历史过程，为保持历史的真实性这里原文照录。 一 背景、过程与身份 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的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崇拜西洋、蔑视中国的时代，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武者小路实笃从1910年代开始却对中国怀有深切的关心，憧憬中国，希望到中国旅行。1938年4月他在题为《支那旅行的梦》一文中说：“什么时候能够一个人从容地在支那国内旅行，希望那样的日子到来。也许那是一个梦，不能变成现实，但支那的自然之美和人工之美是我崇敬的对象之一。”“不管怎样说，支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多有亲近感的国家，是那样令人憧憬之地”③。这种亲近感的形成一方面与《一个青年的梦》和新村运动在中国获得了众多知音有关，同时也与1936年在欧洲旅行的过程中曾经品味“黄种人屈辱感”有关。 实笃在表达这种渴望五年之后的1943年4月前往南京参加会议，“中国旅行的梦”终于变为现实。 伪中日文化协会作为汪伪政府的附属文化组织，是由褚民谊提议、于1939年在南京成立的。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文化部部长伊东隆治亦为核心成员之一。该组织名为“文化协会”，实际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身为发起人、并在该组织成立之后担任理事长的褚民谊是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常务理事中的江亢虎和陈群亦同样是汪伪政府的核心人物——江为考试院院长，陈为内政部部长。1943年4月第二届所谓“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申报》发表的“社评”也明确指出这一点：“老实说，现在的中日文化协会，政府人员多于民间文化人。”④该组织的文化人会员之中，则多有留日派。以樊仲云和张资平为例，樊为伪中央大学校长，张资平1941年担任该组织出版部部长和机关刊物《中日文化月刊》主编，二人均曾留学日本。巧合的是，二人均曾翻译实笃的作品⑤。这种人员构成的基本状况，表明了“中日文化协会”的非文化性和御用性。1941年开始发行的《中日文化月刊》，亦合逻辑地成为汪伪政府的御用刊物。汪精卫1943年的“元旦训词”《今年新国民运动之重点》，即同样被第三卷第一期《中日文化月刊》作为“特载”刊发。 1942年4月1—3日，伪中日文化协会曾在汉口举办第一届所谓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届大会于整整一年之后的1943年4月1—3日在南京召开，一方面是按例行事，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配合汪伪政府所谓“国府还都三周年”的纪念活动。日本政府为了表示支持，向大会派遣了由十四位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界的名流组成的文化使节团，实笃即为团员之一。作为日本官方派遣的使节团团员前往南京出席汪伪政府的文化会议，意味着实笃这位二十年前的人类主义、和平主义作家完全被纳入了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关系之中，客观上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合作者。 不过，实笃的中国之行开始得并不顺利。使节团一行3月30日从九州岛北端的博多乘飞机飞往上海，然后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但是，实笃到了上海之后因为发烧、痢疾无法按计划行动，独自留在了上海。休息、作画、购物，两天之后的4月2日下午才独自乘火车去南京。到火车站迎接的人把他送到讨论会会场“建国堂”的时候，讨论会已经在进行之中。根据会议记录，实笃仅做了如下简短的发言： 到上海后因身体不适，迟到南京，很为抱歉。此次来京，恐没有多少贡献，刚才听到各位高论极有意义。这个问题一时不能解决，要以后时行讨论。谈到此种政治经济问题，本人对日本并无贡献，对于中国当亦无贡献，如何能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孔子说，“尧舜其犹病诸”，尧舜都不能解决，恐千百年后更不易解决。本人是小说家，是一个空想家，对于新秩序的建设，希望中日两国共同合力迈进。我常想，一个人的生命如何使能不死。东洋思想是以生命为主，以之来建设将来的新秩序，一定可以成功的。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