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在学术领域，正在进行着“跨界”之旅，从史学界进入文学界，“民国文学”似在以当仁不让的历史权力与惯性，重审、重构“现代”文学的景观风貌。在对固有文学史命名产生诸种质疑的同时，“民国文学”向人们描绘了一个独特而又美好的研究图景或范式。它呈现出“民国”的多副面孔，构建着同中有异的历史叙事：有的面孔幻化成一个中性时空，尽量避免事先的价值判断与意义设定；有的面孔意在探寻一种文学的生长机制，挖掘“民国”之于“现代文学”的独特意义；有的面孔是在宏阔的视野下，先描摹出“民国文学传统”的“脸谱”，然后以此为据，作“区域化”的跟踪与梳理，以期构造一脉相传的大文学史观。 一 “民国”：顺应历史惯性的中性时空 有研究者认为，“现代文学”这个旧称已破坏了文学史的“原生态”，导致文学现象“品种”单一，生存空间狭窄，严重影响了文学生态的多元与丰富。重新给“现代文学”起名，日渐形成自觉的呼吁。张福贵先生开门见山地说：“如何对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称谓实质上是一种文学史的命名。命名虽然也包含某种性质判断，但不是具体研究，只是为了对研究对象内涵和外延的共同确认，是获得一种研究的共名。因此，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前提。”① 他认为，命名“只为了研究对象内涵和外延的共同确认，是获得一种研究的共名”，所以他指出很多人不是将“现代文学”看做是一种“历史性的时间存在，而是一种性质、一种意义、一种价值观”②。以致他们囿于“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中，将一个时代文学的丰富性进行“修剪”，来适应一种既定的思想史和革命史的单一评价，这种只从单一的“意义”或某一主流价值观念出发的“现代文学”命名，其结果则会使“无比丰富的文学史单一化并由此导致文学史文本的片面性”③。从而出现了从“意义”回到“时间”的呼吁。他认为时间概念具有自然属性，从一个时间段的起点到终点是最广阔和最完整的历史时空，在这个时间段内存在的任何文学现象，都可能成为文学史的内容，“时间性概念又具有中间性，不包含思想倾向，没有主观性，不限定任何的意义评价，只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时空边界”④。 这里对“民国”时间属性的刻意强调，宛然使“民国文学”变成了东来佛祖手中的“后天袋子”，凡是在“民国”时空中存在的文学现象及其文本，凡是能叫上名字来的，统统收入囊中。但从既有对“三十年”文学史的命名来看，过去、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文学史命名也不可能近乎中性且完全排斥某种“意义”的渗入。关键问题是，这种“意义”的渗入以及时空的划分能否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切近一段文学史的“本真面貌”。文学史的划分与命名，也并非只是给研究者提供一个明确的时空边界而与具体的文学研究无涉。“民国文学”的提出如果不是来自对“三十年文学”的具体研究，它又从何处而来呢? 给“三十年文学”重新起名，除了受到某时段文化精神氛围的影响，“命名”既来自具体的文学研究，反过来，又影响着被重新“命名”的文学研究。对“现代文学”来说，自从这一学科确立以后，每次文学史的命名，在给出某种“意义”或“性质”的判断之外，同时更伴随着一种文学研究“眼光”或“视角”的更换，一种不同于以往研究方法的替代与确立。这一点无论在宏观的文学史叙事还是具体的文学对象研究中，都得到了体现。“现代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则是最具特征的“命名”。前者演变为以阶级维度替代民族维度，最后形成以政治与阶级的分析方法来评价文学史，展开具体文学的研究；而后者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放的“世界文学”视野中，意欲打通近代、现代与当代，在“整体观”中寻找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但“二十世纪”命名的关键是“背后的文化理想。说白了，就是用‘现代化叙事’来取代此前一直沿用的阶级斗争眼光”⑤。 命名的转变来自于文学研究方法意识的转变，同时命名之后又加强与巩固了这种转变，并最终形成了文学研究方法的流转。 对于“三十年文学”来说，“民国文学”要取得进一步发展空间，不能仅仅满足于划一个较为明确的时空边界，容纳多少文学史现象，更不能对具体的文学研究不管不问。与“现代”相比，古代文学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时代，毕竟已是风吹黄沙，只剩下一片苍凉的落寞，但是，我们刚从20世纪走来，那里依然存有我们的血热与体温，散播着我们的情感与记忆。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文学”最为关键的是否就是寻找一种重新回到那个时代文学“原貌”的有效路径与方法?提炼“民国的现代”从而为更好地理解文学精神的演变提供更为真实的参照，以及更为精准的提出问题的方式呢? 二 “民国”：一种文学的生长机制 如果说“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追求的是一种自然属性的中性时空，以多元、开放的姿态来包容具有整体性与规律性的文学史现象，是“去意义化”的命名，那么，与之不同的是，在明确“民国”所具有的时空边界的同时，李怡先生又赋予“民国”一种“特定的规范文学的意义”，“民国”之于文学“不仅是时间的概念，同样也属于意义的概念，那种不能为‘新文学’、‘现代文学’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表达的意义概念”⑥ 较之其他“民国文学”的倡导者，李怡先生更具方法论上的自觉。他追求一种“切合中国社会文化实际生态的阐述方式”，并进而关注这样的问题：作为政权形态的“民国”，“为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什么可能?在什么意义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又在什么意义上限制了文学的可能?”于是，在“民国文学”之外，他又提出了“民国机制”⑦一说。它至少体现为“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空间的基本保障，作为现代知识文化传播渠道的基本保障以及作为精神创造、精神对话的基本文化氛围”⑧。而“民国文学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深究，例如“民国经济形态”、“民国法制形态”、“民国教育制度”以及民国时期形成的“独特的精神气质与人文性格”。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