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2)02-0017-05 卞之琳作为我们“认识1930年代‘现代派’诗潮乃至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具有典范性的诗人之一”[1]，其诗歌创作明显受到其最欣赏的诗人——法国象征主义大师瓦雷里的影响。研究卞之琳对瓦雷里的接受对更加深刻地理解卞之琳诗艺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学界关于卞之琳与瓦雷里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多种多样，但大多为宏观层面的理论性阐述，卞之琳更多地只是作为中国现代主义的诗人之一与法国后期象征主义大师瓦雷里进行对话，对于两人之间影响关系的具体分析不够深入①。而值得注意的是，卞之琳对瓦雷里的接受不仅存在于对后者的阅读中，其作为翻译家译介瓦雷里作品的过程本身也是对后者创作观的接受，并且在这一接受活动中占有重要角色。 卞之琳对瓦雷里诗歌的翻译始于1935年，是其法语诗歌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对瓦雷里长诗《海滨墓园》的翻译，更是被学界公认为该诗多个汉语译本中的经典之作。翻译本身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译作也是诗人创作观的一种反映(折射)。在卞之琳创作观形成的多个影响来源中，瓦雷里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虽然卞之琳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瓦雷里的作品并不多②，但从此以后瓦雷里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且贯穿始终的。在卞之琳列出的与其自身写作相关的诗人中，瓦雷里是其中之一[2]16；卞之琳也曾表示过，他最欣赏的诗人是瓦雷里[3]194。翻译与阅读瓦雷里对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二者“诗思”与“诗艺”方面的相似。这也是卞之琳作为翻译家能够在汉语语境中较为理想地还原瓦雷里诗歌面貌的重要原因。 一、诗思的接受与变构 1.“结晶”态度 卞之琳与瓦雷里一样，其诗歌的创作过程始终贯穿着一种“结晶”的态度。二者都善于淘洗词句，重视诗思在瞬间的升华；并且都认为在艰苦的精神劳动和思想锻炼之后会得到报偿。瓦雷里在雨夜遭遇精神危机后毅然告别诗坛，辍笔多年，厚积薄发，直到再度以长诗《年轻命运女神》一鸣惊人——这不朽的诗篇正是他艰苦的精神锤炼之后美丽的结晶，而得到这结晶的瓦雷里则饱含着幸福的喜悦。正是在这首长诗的结尾，瓦雷里这样写道：“太阳呵，我不由自主地赞赏我此刻的心灵，你在那里结识，那温柔而有力的新生快乐的复萌，在一颗充满感激的心灵的金色高空下，一股热血的贞洁向着炽热的烈火涌去！”③[4]67相对瓦雷里的热情奔放，卞之琳显得冷静内敛，但两者对待“结晶”的珍视态度却是一致的。卞之琳的《白螺壳》一诗尤其能体现他精于淘洗和结晶的创作态度。该诗的用韵非常严格，“套用了瓦雷里用过的一种韵脚排列上最较复杂的诗体”[2]17，在诗句中更是处处显现出卞之琳对诗的精心打磨，如“我感叹你的神工，你的慧心啊，大海，你细到可以穿珠”。在诗的末节，卞之琳更是发出了“时间磨透于忍耐”[2]55的感慨。这两句都使用了感叹号来加强语气，使得卞诗与瓦诗不仅在内在的诗思上相通，乃至外在的感情基调也趋于一致。而“神工”一词也出现在卞之琳译瓦雷里诗歌《风灵》之中(“神工呢碰巧”)，更可以看出卞之琳对瓦雷里诗思的认同。同样地，在《海滨墓园》的译文中卞之琳使用的“功夫”、“消耗”等词，也让人联想到他为诗歌创作所投入的辛勤的精神劳动。卞之琳说：“瓦雷里在诗中，不止一处，表现天才、灵感出于勤奋、苦功。”[5]232他自身的诗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2.智性品格 瓦雷里与卞之琳都善于在诗中蕴含哲学的思考，从而使诗歌具有一种智性品格。瓦诗中哲学范畴内的概念随处可见，例如“观念”、“现象”、“本质”等等；卞之琳的诗中虽然少有这样确指的概念④，但其诗却时常蕴含着一种浓厚的哲学意味，卞诗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现代智性诗”[6]的代表。静与动的关系、清醒意识、相对关系等哲学主题，游弋在二者的诗歌之中，随着二人诗情的起伏或明或暗、若隐若现。瓦雷里的著名长诗《海滨墓园》即是采用象征手法，将诗人对静与动、生与死的感悟融注其中，展现出一种豁达乐观、自我超越的精神境界；卞之琳的《断章》则表现出一种相对的时空关系，以其独特的美感脍炙人口。相比《断章》，《距离的组织》由于化用典故显得更加晦涩，卞之琳虽然在注解中说明“整诗并非讲哲理”，却也承认该诗“涉及存在与意识的关系”[2]37。另外，像《投》这样的小诗，既没有抽象概念也没有典故，却仍然能让读者感受到其中包孕的哲理，颇有几分禅思的意味。瓦雷里《失去的美酒》一诗中“丢了酒，却醉了波涛”(“perdu ce vin，ivres les ondes”)一句实际暗含了得与失的辩证关系。同样地，“丢”出现在卞之琳的《影子》一诗中，卞用影子的失而复得，来诠释诗人眼中相辅相依的得与失。不仅如此，两人的诗篇还都突出地表现出自我沉思这一倾向。与善于淘洗、结晶的态度相应，两人都具有充满矛盾的自省心态。《海滨墓园》从头到尾即是用一种沉思的姿态，感悟着生命的无常与宇宙的永恒；而卞之琳的诗中，更是明确地出现了“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几个人》)。二者各自的诗作中带有“沉思”意味的例子不胜枚举，单从题目就可看出二者对思考的偏爱：瓦雷里写有《思前之沉思》《瞬间遐思》；卞之琳写有《旧元夜遐思》……瓦诗中出现的不知身在何处之感(如《失去的美酒》中“不记得在什么地方”)，正是卞之琳自述的“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23]的具体表现。总之，“沉思”的姿态可以说在二者的诗中贯穿始终，无怪乎他们的诗具有显著的智性面貌。 3.元诗意识 除了在诗歌中以沉思的方式融入哲学的思考外，瓦雷里诗歌和卞之琳诗歌还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即二者的诗歌中都饱含着一种元诗意识。二者都善于以诗歌本身作为沉思的主题，或者以诗的整体结构、形象和主题构成一个关于诗或创作行为的隐喻。瓦雷里的《庇迪亚》《幽宛(一、二)》《诗》等，卞之琳的《白螺壳》《妆台》等，无不是“以诗喻诗”的佳作。二者相似的诗思在元诗层面上再度得以印证，例如《白螺壳》一诗，题目本身就是一个对诗歌的隐喻。在卞之琳看来，只有经历了精心的淘洗与打磨的诗歌，才能有白螺壳一样的“空灵”，“孔眼里不留纤尘”。而“时间磨透于忍耐”更让人联想起瓦雷里《棕榈树》的诗句：“耐心吧，耐心吧！在云霄中保持着耐心吧！”[4]153除了展现诗歌写作的过程，灵感的迸发与结晶的喜悦也是二者乐于表达的对象，瓦雷里诗中被“自己的新思”、“涨破了头”的石榴[5]185，卞之琳诗中“等一声梆冷然的敲击”的“过饱和溶液”，无不是比喻灵感于瞬间到来之后诗歌绽放异彩的状态。那“六出花”的结晶，便是“沉淀”过后展开的“晴明”[2]40。也正是这种元诗意识的存在，使得二者的诗歌具有的现代性(modernist)更加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