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行各种现代文学史版本中，以“文体作家”这一称谓来归纳和概述沈从文作品的艺术特征是较为普遍的叙事策略。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写道：“沈从文被人称为‘文体作家’，首先是因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可叫做文化小说、诗小说或抒情小说。”①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直言：“沈从文有文体作家之称。他的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也不拘常格。”②朱金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曰：“沈从文的创作除了淳朴的风俗民情和美丽的山光水色引人入胜外，他还以丰富多彩的体式和迷人的文字赢得了‘文体作家’、‘语言文字的魔术师’的美称。”③不言而喻，“文体作家”之称倒是简明扼要地勾画了沈从文小说手法万端、风格多变的特点，读者理解起来也并不繁难，被用作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话语自在情理之中。不过，“文体作家”一语既然被加上引号，就说明它是有一定来历的，需要加以适当解释才对。令人不解的是，各家文学史教材指认沈从文为“文体作家”时，几乎都没有对这一称谓的原始出处和基本含义进行必要的注释与阐说，这或许因为著述者觉得此称呼无甚异议，对之另行作注实在大可不必。但在我看来，考虑到沈从文最初被称为“文体作家”时的历史复杂性以及这一称谓自诞生至今的近70年来已实现了由贬而褒的意义演化等情形，为了还原历史，促进读者对沈从文现象的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更为准确的把握，对“文体作家”一语加以一定的说明和解释还是很有必要的。 据现有资料来看，最早在正式场合将“文体作家”四个字组合在一起用以阐述沈从文小说创作特性的，应该是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一文中，苏雪林如此指出：“有人说沈从文是一个‘文体作家’(Stylist)，他的义务是向读者贡献新奇优美的文字，内容则不必负责。不知文字可以荒诞无稽，神话童话和古代传说正以此见长——而不可无意义。《月下小景》这本书无意义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几个来。”“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却不是毫无理想的。不过他这理想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许多读者不大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④上引两段话都提及沈从文“文体作家”的称呼，但价值判断上一贬一褒，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不过细读原文我们才发现，贬的部分确实是在谈论“文体作家”的“文体”问题，褒的部分已经不是谈文体，而是在论述沈从文作品的“哲学思想和艺术”了。这两段话告诉我们，沈从文被公认为“文体作家”事实上并非自苏雪林始，“有人”“号为”等语的强调，说明市面上对沈氏“文体”的论谈已非一日。而从苏雪林的表达中可以揣摩到，以“文体作家”来称冠沈从文，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似乎并不是出于褒奖之意。 苏雪林在文中所说的“有人”，理所当然地包括了韩侍桁。因为在苏雪林《沈从文论》发表之前，这位来自“左联”的文艺批评家早已著文表达过对沈从文小说“文体”形式上的不满。在题为《一个空虚的作者》的文章中，韩侍桁开门见山指出：“一个享受着较大的声誉，在某一部分领有着多数的读者，其实是轻轻地以轻飘的文体遮蔽了好多人的鉴赏的眼，而最有力地诱引着读者们对于低级的趣味的作者，是沈从文先生。”⑤“轻飘的文体”，这是韩侍桁对沈从文小说形式特征所作出的基本判断。那么这里所说的“文体”究竟意指什么呢？韩侍桁解释道：“所谓文体，简单地说，便是叙述的方法。某一种事实被构想出来后，随之就要想到怎样去叙述它，这是自然的进展。因此，无论是怎样的一个作家，因为他自己的性格与其所选择的材料的特异，全是各自有他自己的一种文体。”⑥“文体”既然是一种叙述的方法，那么评价一个作家的文体优劣，也就离不开对这个作家的文学语言的析解与品评了。韩侍桁接着论述道：“若顺序地读了这位作者前后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他的文字变得越来越轻飘，他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空虚。”“为适合着人们的颂辞，大量地写作，尽力地向着外表上发展，时时苦心地构想出那自己以为那颇有深刻意味而又机警的词句。”⑦这些论述直指沈从文小说在文字和词句上的某种不足，可见韩侍桁对沈氏小说的明显不满。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不足呢？在韩侍桁看来，导致沈从文小说文字和词句上不足的罪魁祸首，正是他“轻飘的文体”形式：“作者为创造自己独有的风格，是需要对于表现的能力有着多时的修炼，——这是颇费作者的苦心的。因此，有取巧的作者们，不肯经过苦心的修炼，时常取一种最易于模仿而是轻飘的文体，那虽便于叙述，而是有害于力的表现。现今我们所论着的这位作者，便是这样的。”⑧在阐述了沈从文小说取材范围狭小、文本意义单薄而只是不断变化叙述花样之后，韩侍桁最后下结论说：“关于这位作者，我想我们无需多说了，因为以他的以前的空虚的题材与轻飘的文体为证，对于这位作者我们已是失望了。”⑨ 韩侍桁和苏雪林的文章都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应该算是最早的两篇谈论沈从文小说“文体”问题的文章了。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沈从文早在30年代就已博得了“文体作家”的称谓，而这个称谓显示着论者对沈从文早期小说创作并不高妙的一种评价，不言而喻是带着几分讥嘲和贬斥意味的。此种情形，一方面表征着沈从文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与当时的文学主潮并不完全合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的文学作品从诞生之期起就是有着争议性的。30年代批评家对沈从文小说“文体”上的贬义性界说，直接影响到了50年代文学史家的学术结论，如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指出，沈从文“作品中不注意写出人物，只用散文漫叙故事，有时很拖沓。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但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像构造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他的才能使他在说故事方面比写小说要成功得多。”⑩王瑶的这段评价，虽然没有在沈从文“文体作家”的称谓上作过多纠缠，但论述的无疑仍是沈从文小说文体上的问题。在评价沈从文作品“空虚浮泛”这一点上，王瑶与韩侍桁的看法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