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女神》的文学倾向一直颇有争论。 它常常被学术界视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作，其基本理由对我们可谓耳熟能详：所谓思想上的“个性主义”，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创作方法上的“重主观、重情感及自我表现”，我们可以在《三叶集》等著述中发掘出一系列接近华兹华斯与雪莱等西方浪漫主义者的言论，诸如“自然流露”、“自我表现”、“主观想象”、“灵感”、“直觉”等等，但对于这一现象，学界同样不无质疑，魏建曾经提出，包括《女神》在内的前期创造社文学很难被认为是以浪漫主义为主导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思潮的根本性内容，前期创造社都没有真正承传，甚至有些是完全背离的”。①捷克著名汉学家高利克则以唯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概括之，②但是，另有中国学者同样深刻地意识到，一方面，“郭沫若留学和创作《女神》时期的日本，正处于大正年间。这是日本知识界‘文化主义’思潮崛起的时期。所谓‘文化主义’，是一种主张以提高和发展精神文化为人类生活最高目的的社会思潮。”“这时，日本思想文化界所热衷的西方近代文化思想是‘自我’、‘生命’、‘非理性’。是柏格森、叔本华。”但另外一方面，“郭沫若与柏格森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即他的直觉表现，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而是一个主观浪漫型诗人寻找理解人生、表现人生的独特方式。”③ 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郭沫若的《女神》时期是徘徊于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呢？王富仁、罗钢等人分析过这样的复杂性：“浪漫主义美学自身就存在一种向现代主义美学发展的趋向性。它们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都是从人的主观意识出发来探讨艺术的发生根源及其本质特征的美学学说，这就决定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条相互贯通的渠道。把浪漫主义美学中的部分因素强化并夸大到一定的程度，浪漫主义美学就会发生向现代主义美学的质的转化，走向对自身的否定。”“但是，浪漫主义美学与现代主义美学之间相过渡的渠道并非永远畅通无阻的，它绝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随着简单的时间推移而必然地导向现代主义。只有当进行自我表现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的困扰下陷入了莫可名状的悲哀和苦闷，只有他们沉溺在这种悲哀和苦闷中而又感觉不到产生它们的任何比较明确、具体的社会原因，或者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而不得不回避掉他们认识到的社会原因的时候，只有他们在这种极度困惑中不能不到‘人性恶’、‘人类原罪说’等等大而无当的抽象哲理中寻找冥冥的因果关系的时候，各种非理性主义、直觉本能主义、神秘主义、悲观主义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哲学和美学的需要，浪漫主义美学在他们那里也便会经过这种种理论学说的淬火而蜕变为现代主义美学。对于前期创造社多数成员，这种条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即使他们在进行自我表现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比较明确地意识到自我悲哀的社会内容。”“正是他们不想也不必回避‘自我’与社会内在联系的可能性，无形中阻住了他们向现代主义发展的主要通道。”④ 这似乎是肯定了郭沫若和其他的前期创造社同仁的浪漫主义基调，但在我看来，最值得注意的判断却在这样的表述：“郭沫若没有以学院派的方式完整地接受西方某一个或某一流派浪漫主义美学家的理论体系，所接受的影响即使在浪漫主义美学范围内也是零碎的、多面的，乃至可以说是庞杂的。”⑤也就是说，庞杂的美学接受可能让我们“命名”的任何一种“主义”都不那么适用。这本身就能够从郭沫若的自述中获得证明，郭沫若说过：“三十多、四十多年前的我，是在半觉醒状态”，“思想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但缺乏有机的统一”。⑥ 庞杂、缺乏统一，也就意味着很难将自己的追求局限于某种单一的倾向当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必须指出，尽管我们的文学史长期以“浪漫主义”观察郭沫若的《女神》时期，但是，恰恰在这一时期，郭沫若自己却并没有从概念上标举浪漫主义，甚至就几乎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过这个词语。在《三叶集》中，郭沫若的自我陈述两次提及这一概念的英文单词，但都不是在严格的文学意义上，第一次是romantic：“我现在深悔我同白华写信的时候，我不曾明明快快地把我自身的污秽处，表白了个干净。我的romantic的天性害了我，偏要那样吞吞吐吐地巧于自讳，自欺欺人，白华兄他毕竟是受了我的欺诳罢了！”这里是用romantic来指称个人的任性的性格；⑦第二次是romance：“我们父亲他对于旧医学还有一种不学而能的romance，我们乡里人都崇拜他，凡是他开的单方，几几乎有‘灵效如神’底能力。”这里同样与文学思潮无关。⑧至于他对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具体特征的一些表述也常常都不受制于特定的思想范畴，而是古今中外，广泛举证，自由联想，如称“尼采根本就是一位浪漫派”。⑨他关于文学的“自然流露”思想来自西方浪漫主义，但又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阐述之，⑩论及直觉、灵感、真等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观念，更中外文明并举，而且首先就是中国古代的屈原、蔡文姬、李杜、王维等等，国外诗家也有但丁、弥尔顿、歌德及日本诗人等等多人，完全超出了浪漫主义领域。(11) 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作为创作者的郭沫若，根本就不以“主义”的完整和概念的明确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与其说他是努力实现什么外来的文学思潮还不如说是为了更方便地表达自己的人生体验，无论是《三叶集》、《文学论集》还是《女神》，其中的主要思路还是人生的倾诉，性情的表达，自我的剖析、忏悔等，是精神的探索，是自我的更新。所谓“诗底内涵便生出人底问题与艺底问题来”。(12)1921年，郭沫若还批评文学研究会“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什么自然主义啦，什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狂妄了”。(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