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2)04-0022-06 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对其作品的解读自然也就是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任务。《孔乙己》作为鲁迅创作于1918年冬的短篇小说，尽管只有三千字，却是鲁迅自己很喜欢的作品，其不仅反映了鲁迅早期的某些思想，而且还在鲁迅的整个小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在不同版本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大都有相当的文字对该作品的解读。如果把《孔乙己》置于文学史书写的变迁中，我们便会发现，对《孔乙己》的文学史书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研究从注重外部研究到注重内部研究的转变，具有“典范”的“标本”价值和意义。本文从大陆学者王瑶、刘绶松、唐弢、王富仁、钱理群、严家炎以及海外学者夏志清、司马长风的有关《孔乙己》的文学史书写作为考察对象，梳理出不同时期的文学史书写所特别凸显的内容，从而借“一斑”而窥文学史书写的“全豹”，找寻到支配文学史书写变迁的某些内在规律。 《孔乙己》这篇短篇小说，能够在文学史书写中获得清晰呈现，肇始于1950年代大陆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其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①和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初稿》②。 王瑶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主讲过“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代表性学者，尤其是在朱自清去世、沈从文黯然离开了大学讲台的情形下，王瑶便是在大学从事文学史书写和教学的重要学者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最早曾于1951年初版刊行，其在1951年撰写的《初版自序》中就这样说过：“本书是著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一课程的讲稿”，“1950年5月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③。由此说来，王瑶的文学史书写具有一定的奠基色彩。期间，尽管一些内容也“由作者加以修正和补充”，但在王瑶于1955年出版的史稿中，《孔乙己》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凸显。在其第三章“成长中的小说”中，王瑶在第一部分专门分析了“呐喊和彷徨”，却没有专门的话语来解读《孔乙己》。王瑶先对《狂人日记》进行了一番解读，然后就过渡到了《阿Q正传》，这也是其解读的重点所在。王瑶在用了大量的篇幅解析了阿Q这一形象之后，又突出了《一件小事》之于鲁迅的意义：“鲁迅先生是极富于自我批评的精神的……《一件小事》所写的‘惭愧’与‘自新’就是具体的证明。”④由此出发，王瑶便自然地过渡到了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的解读上，并从正面肯定了作为农民阶级一员的闰土和爱姑等形象：“《呐喊》中一般的农民的典型是闰土和爱姑，闰土的坚韧，爱姑的倔强，是本质地画出了朴实善良的农村中之可宝贵的性格”。所以，王瑶在分析了《故乡》的结尾后指出：“这是对‘新的生活’寄予了现实的恳切的希望，仅只三十年，这希望在今天完全变成了事实。”⑤显然，王瑶在此突出了闰土和爱姑等农民形象，而遮蔽甚至遗忘了孔乙己等知识分子形象，尽管孔乙己是身负精神创伤的知识分子，具有对封建科举制度“控诉”与“否定”的某些作用，并且，其身上绝无子君、涓生那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标明1950年代知识分子已经从社会文化的中心向边缘过渡，其在文学史中已经大不如农民形象那般备受推崇，这主要根源于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已经处于被否定的状态，而农民作为一个“革命”的阶级，政治上获得了特别推崇。至于农民形象所体载的国民劣根性，则部分地处于被遮蔽被遗忘的状态，这正是政治意识形态视阈下农民形象的真实“影像”，尽管这已经离鲁迅塑造农民形象的初衷相去甚远——简直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作为接受了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还是在文学史的书写中，收敛起了自己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皈依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 当然，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地修订的过程。经过修订后于1982年重版的史稿，则从凸显农民的“宝贵的性格”，开始转向了对知识分子孔乙己形象的关注。王瑶在再版的史稿中便这样认为：“短篇小说《孔乙己》以简练的现实主义笔触，描写了一个深受孔孟之道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可悲可怜的一生，对封建科举制度戕害人们精神的罪恶，提出了有力的控诉”⑥。在此，王瑶突出了孔乙己作为一个人，其“可悲可怜”的一面，这根源于其“深受孔孟之道”的毒害，而“孔孟之道”之所以能够使天下的读书人惨遭荼毒，则正是植根于体现国家意志的“科举制度”。如果科举没有作为一种“制度”被纳入到国家“制度”中，如果科举没有对“孔孟之道”的推崇，那所谓的“深受孔孟之道毒害”也就失却了附丽。显然，王瑶在修订后的史稿中，对孔乙己这一形象的解析，尽管凸显了孔乙己悲剧的政治性内涵，但较之早期的遮蔽来说，毕竟是“重见天日”了，这是否意味着，孔乙己作为一个受否定的知识分子形象，开始了其漫长的“原罪”历程，这和曾经深受“孔孟之道”影响的一些知识分子，在精神结构上具有某种“同构性”。 如果说在王瑶的文学史书写中，着力凸显了“封建科举制度”在孔乙己悲剧中的作用，那么，刘绶松则从阶级属性上对孔乙己有了新的解读。这标明刘绶松的初稿呈现出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揖让的某种迹象。刘绶松更多地聚焦于孔乙己阶级身份的确认上，并通过对其阶级身份的确认，进一步指出了其所蕴含的阶级属性。刘绶松由此出发，确认了《孔乙己》是“一篇暴露封建社会罪恶的作品。主人公孔乙己是辛亥革命前后受封建地主迫害的贫苦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无能而怯懦，有着不少的缺点，但他是善良的。……通过这个人物，鲁迅猛烈地打击了冷酷无情的封建社会和在封建社会里横行霸道的丁举人之类的地主豪绅。”⑦在此，刘绶松一方面着重强化了孔乙己受“封建地主”“迫害”，另一方面又着重凸显了孔乙己在物质生活上的“贫苦”和本性上的“善良”，这就使孔乙己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多地被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的“贫苦”和本性上的“善良”这三个元素所涵盖，因此，从阶级属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看，被“封建地主”“迫害”的“贫苦”“善良”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值得我们同情的“同路人”。如此一来，孔乙己的悲惨命运，也就被自然地提升到了对“封建社会”和“地主豪绅”的“打击”上。当然，刘绶松在此以“打击”来概括孔乙己对“封建社会”和“地主豪绅”的作用，尽管显得有些夸大其词，但还是较为贴切地反映了1950年代人们惯常的思维模式。至于以后被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仁修订为“抨击”⑧一词，则中和了暴烈的火药味，显示出1970年代末思想解放对既有文学史书写上的偏颇进行了必要的“修饰”。至于刘绶松在“字里行间”感受到那种“弥漫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冷郁阴暗的气氛”⑨，则显得大而无当了，尤其是“半殖民地社会”的“冷郁阴暗”，在《孔乙己》中实在是难觅踪迹。显然，刘绶松的这种“感知”标明了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已经逐渐地失却了自我话语的能力，文学史书写者的话语乃至思想，已经部分地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置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