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草叶集》酷似原始的岩浆，其外表是流淌的熔岩，有态无形，不可阻挡。 Roger Asselineau [《野草》是]萌芽中的真正的诗：浸透着强烈的情感力度的形象，幽黯的闪光和奇异的线条时而流动时而停顿，正像熔化的金属尚未找到一个模子。 ——夏济安 现代性在东亚语境中的再生，形式有三：现代民族、现代女性、现代主体意识。这三个范畴不是从西方舶来的，而是对地理构造迅猛变迁所做的回应。现代性一般被视为震撼、逆转或危机不断的状态，据此，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被迫的“觉醒”。如将这一隐喻推演开来，那么，现代复杂的主体意识、现代民族和性别身份，也都在“觉醒”之列。“觉醒”虽有外力之功，但在其表面下的深层上又有自我生成的因素，所以外力不过是助其发生而已。 小说作家、散文家、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鲁迅(1881-1936)被视为写出现代风格小说、借此开启现代中国文学、进而引发现代主体性的第一个中国作家。他几乎总是与中国作为民族的现代“觉醒”连在一起。与谢野晶子(1878-1942)是日本诗人和评论家，她在自己的诗歌中显示出现代的感知力，一种与现代亚洲女性意识不能割断的现代社会觉悟。她可以被视为内心“觉醒”、放浪形骸的例子，其“觉醒”的指向正是女性的社会角色。上述二作家都是从亚洲现代性的地脉(subterranean vein)上汲取营养的，所以他们之间的关联——从纯粹的字面层次到最为抽象的层次——都可以在“野草”这一概念里找到根源。因为还有很多东西隐藏在现代性的地表之下，所以文艺创作还能从那里为现代性的内部情感走向提出一个角度。 现代性的觉醒发生在方方面面，植根在二作家各自迥然不同的语境当中，为使他们在情感上有所交流，作者将打破时空限制。以研究情感见长的学者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在讨论“触摸情感”(touching feeling)时指出，现代性与情感投入不无关联：“越来越不同的物理范围……在现代是触碰和幻想之关系的一大特点，借此能够厘清适合意义危机与断裂的纹理。”①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雏形的分裂、封建中国的内部分裂与日本侵华后亚洲的内部分裂、一九二三年东京大地震造成的断裂与二战留下的创痛及战后几乎无法弥合的伤痕，若是从上述现象出发，在亚洲现代性的语境下把握塞吉维克的“意义危机与断裂”，又能达到怎样的效果？大概当我们借助二位作家追寻这些“意义危机与断裂”时，我们将发现“野草”既是走入前现代和现代性的入口，也是走出“觉醒”那一刻，内/外结构变化与逆转的功能，这一功能解开了为现代性划定的不能更改的边线。如皮埃尔(Pierre Ryckmans)在说到鲁迅的《野草》时所指出的，“野草”“总要为崇尚集权的园丁制造麻烦”。② “野草”不仅独特，而且有质感，用此二字表述苏醒的情感格外合适，因为这其中既有充实的内容，又能揭示亚洲现代觉醒那不易把握的一个方面。隐藏在下面的正是质地，有机植物的组织，如塞吉维克所说的，质地与“触摸情感”最为接近。朝着现代急行，“野草”所代表的是其中可触碰的一面，不仅如此，“野草”还代表着指向新事物的情感和“冲出去”的痛苦。“野草”是压迫与剧变的动态标志，这一标志最能捕捉新旧之间、消极与积极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酣睡与苏醒之间那种内心情感的波动。 本雅明说，如同特洛伊木马，觉醒悄然潜入封闭的睡梦盒子。③所以有人才要拼命挣脱熟睡后凶恶的束缚。这其中无比痛苦、无比焦虑的地方正是熟睡与苏醒的连接点——在这一点上，一片漆黑的空间挣扎着要变成时间。本雅明羡慕一些中国小说成功地刻画出觉醒的微妙结构。④很多人自然要想到庄子那场梦(庄子，约公元前369-298)，这位道教哲学家在梦中幻化成蝴蝶，醒来时蝶我不分。但鲁迅将庄周化蝶的故事改造成散文诗集《野草》，集子写于1924至1926年之间，在历史上与本雅明更为接近。⑤ 《野草》集里的散文诗独立成章，各有名字。《野草》一般都译成了Wild Grass。以杂草为意象，这在西方也有不为人理解的地方。弗朗索瓦(Francois Jullien)就对这一植物形象感到愕然，⑥但在几对矛盾相连的真空里，杂草的形象怕是唯一的土壤(过去/未来，光明/黑暗，朋友/敌人，希望/绝望)。他还把我们送回了维吉尔(Virgil)的《农事诗》。⑦这个令人愕然的植物形象正是“野草”。另外，皮埃尔对这个形象也很敏感，所以才将《野草》译成了“la mauvaise herbe”，让作品借助法语译文自己说话，并不在意文学批评家分析并操纵作品的专断企图。 鲁迅在其小说集《呐喊》里使用了一个强有力的比喻，以此来形容压抑与浮现，酣睡与绝望的徒劳的觉醒。那是一座铁屋子，一个封闭的空间，大家在里面酣然入睡，并不知道终将窒息和死亡。如我们在本雅明那里所发现的，要把铁屋子里的人弄醒，就希望与绝望来说，等于从睡梦中救人。希望是存在的，因为已有的知识和挣脱出来的感觉；希望是没有的，因为谁也没法推倒铁墙。苏醒的人又不知如何是好，是唤醒众人还是让他们不痛不痒地死去。詹姆森(Frederic Jameson)借鲁迅的另一个故事《狂人日记》，⑧指出淹没的主体自我在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寓言中所构成的集体身份。就现代中国文学来说，在哪种程度上，如何应用或摈弃“第三世界这一标签”，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但这一混合了个人和民族的比喻还是不容轻视的。所以说，铁屋子把所有的人都关在里面，推而论之，一个民族被关在里面，他们因为无知，所以对结局正自得其乐。野草意象与铁屋寓言息息相关，后一个说的是如何冲破围墙，结果发现没有外面。鲁迅在《野草》的序言里明明白白地将野草意象与集子里的散文诗连在一起。这在效果上虽然有断片之憾，但构成了自身“足以折回来”的叙述，完成了“自我所指”(self-referential)。⑨自我所指的叙述揭示了其自身作为文本性(textuality)的内容，在“野草”那里，又是与质感分不开的。《野草》里草的寓言属性超出了散文诗的内容，其自身就把散文诗的物质方面掩盖在下面——集子的土黄封面上有两道鲜绿，仿佛要把天地在一点上缝合起来，下方的地面在空白里戛然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