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鲁迅思想与人生转折的过程中，多数人将眼光投注在弃医从文上，却较少人注意到，在鲁迅一生中，还有一个重大的转折，那就是在文学与教育之间的徘徊与抉择。鲁迅虽以文学家、思想家名世，但他一生中真正的社会职业是教育。从1909年回国的“弃文从教”，到1927年的“弃教从文”，他有过18年的教育实践经验。除了教育部的行政职务之外，他担任过中学或师范学校的教师、教务主任、校长，大学讲师、教授、系主任、教务主任等职。讲授的科目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两个领域，既教过化学、生物学、生理卫生等课程，又讲述过中国小说史、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史。[1]然而，如此丰富的教育实践经历，使他产生的不是对教育事业日渐浓厚的兴趣，而是日益加深的失望。可以说，鲁迅毕生关注教育，但又失望于教育。于是，对中国教育历史与现状的尖锐批判就成为鲁迅文学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通过对鲁迅从“弃文从教”到“弃教从文”的人生轨迹的梳理，探索鲁迅对文学与教育的独特思考，并由此揭示他在文教两栖生活中所形成的“人的文学”与“人的教育”相互渗透的思想风貌。 一、从“弃医从文”到“弃文从教” 鲁迅弃医从文之后，以创办杂志和文学翻译作为走上文学之路的起点，然而《新生》的流产与《域外小说集》的反应寥落，使鲁迅的文学梦想刚刚起航就搁浅了。急需承担起家庭经济重任的鲁迅，只有“弃文从教”。经过近十年在教育界的摸爬滚打，终于在新文化运动到来之后，鲁迅才获得契机，重拾年轻时的文学梦想。他的文学之旅遂以《狂人日记》为出发点，正式起航。因此，鲁迅的“从文”之路并非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从“弃医从文”到“弃文从教”的曲折，才逐渐完成。如果说“弃医从文”实际上隐含着鲁迅对于自我兴趣的发现，包含着从内心出发的主动姿态的话，回国之后的“弃文从教”，就多少有些生活所迫的味道了。教育，并非他发自内心所选择的人生路。 中国近现代社会既是一个新文学勃兴的时代，也是一个教育变革的时代，各种文学观念和教育思想的交叉与碰撞，迸发出诸多思想火花。而实际上，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是以教育为先导的。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张之洞的《劝学篇》就是从学术、教育入手阐发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符合他一贯重视教育、注重人才培养的思想方式。而康有为在思考泰西为何“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中国为何“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时，得出的结论就是由于泰西广设学校，“百业千器万技，皆出于学”。[2]梁启超也认为国势强弱随人民的教育程度为转移，“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3](P32)。“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3](P40)另一位启蒙思想家严复，也希望通过改革教育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从而走上独立富强之路。1902年章太炎与蔡元培发起的中国教育会，也明确提倡教育救国。就是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国家危亡之际，普遍意识到教育是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虽然他们对于教育的内容、方法的思考各有差异，但其重视教育则是一致的。 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很多先觉青年也纷纷瞩目教育问题。陈独秀在1904年创办的《安徽俗话报》的章程中，谈到该报文章共分十三类，其中之一就是探讨教育问题。他本人发表的《国语教育》和《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两篇文章，[4]说明他早在1904年就已相当关注教育问题，并且试图从中国传统教育家中汲取思想资源，引起国人对于改良教育的重视。而胡适还在15岁(1906年)时就发表了《敬告中国的女子》谈女子教育问题，17岁(1908年)时又发表文章谈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他曾回忆：“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常听见人说这类的话：‘普鲁士战胜法兰西，不在战场上而在小学校里。’‘英国的国旗从日出处飘到日入处，其原因要在英国学堂的足球场上去寻找。”[5]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重视教育的风气。 在洋务派实业救国的教育思想指导下，留学主要以学习西艺为主。由于改良教育的急切愿望，使得学习教育也成为留学潮中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取向。鲁迅赴日留学，在选择未来志向时，初以科学救国为主，后立志从医，企望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病人。也就是说他那时最看重的是国人身体的“弱”，①而在幻灯事件中，他惊心动魄地发现，国人最大的病根在于“愚”。而在治愚中，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都把开民智，也就是兴办教育当作最重要的途径。鲁迅却独辟蹊径，没有青睐教育，而走上了文学之路。对清末以来的教育热，尤其是范源廉所提倡的速成师范，鲁迅后来这样回忆： 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之类。在女子教育，则那时候最时行，常常听到嚷着的，是贤母良妻主义。[6] (卷1 P278) 鲁迅对于这种急功近利的“速成师范”，字里行间透露出怀疑和不屑。对教育上的各种主义，自然也毫无兴趣。在《破恶声论》中鲁迅批评了当时的学校教育，认为“教师常寡学，虽西学之肤浅者不憭，徒作新态，用惑乱人”，讲古史、言地理者也常常因学识浅薄而笑料百出，倘以如此教育“赖以立将来之中国”，[6](卷8 P31)后果可想而知。在《文化偏至论》中，当他梳理了西方近现代的历史发展之后，发现了西方民主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极端之主我。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殊特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更举黮暗，则流弊所至，将使文化之纯粹者，精神益趋于固陋，颓波日逝，纤屑靡存焉。[6](卷1 P5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