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在2011年10月9日“攻占华尔街”的街头演讲中提到中国的“穿越小说”①：“……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好兆头。这意味着人民仍在梦想另外的可能”，“我们这儿……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已经压制了我们梦想的能力”。“记住，我们的基本信条是：我们被允许想象另外的可能。现存的统治已经破裂。我们并非生活在最好的可能的世界。但前面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面临确实困难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什么。但是我们要什么呢？怎样的社会组织方式可以代替资本主义？怎样的新的领导者是我们需要的？记住：问题不在于腐败或贪婪。问题在于推动我们放弃的这个体系。要留心的不仅是敌人。还有虚假的朋友，他们已经在试图瓦解我们的努力，以如下的方式：让你获得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不含酒精的啤酒，不含脂肪的冰淇淋。他们将努力使我们的行动变成一场无害的道德抗议。”② 真可谓“生活在远方”。近年来深受中国理论界推崇的大师级人物居然在反抗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羡慕中国人民的梦想能力。齐泽克的街头宣言活生生地向我们演示了他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揭示的“启蒙主义的绝境”：“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③为什么会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已经没有“另类选择”。齐泽克的彷徨是启蒙主义陷入绝境后的彷徨，而他最深的恐惧还不是醒来之后无路可走，而是“这个体系”已经强大到让人们难以醒来，就如电影《骇客帝国》描绘的图景：我们今日生活其中的所谓“世界”不过是机器智能(地球上的真正统治者)制作的“母体”(matrix)，所有人类复杂的精神活动都是在被设定的程序里进行的，而程序之所以被设计得如此丰富多彩，只因为唯有在复杂的思维活动中被作为机器智能“电池”的人类才可以提供高频率的能量。这是真正的醉生梦死，人类被剥夺了一切，甚至梦想的能力。但问题是，绝大多数人宁愿在梦想中被剥夺一切，也不愿看到自己一无所有而怀抱梦想。 正是站在如此深深的恐惧之上，齐泽克遥想中国“穿越”。其想象中的天真成分让人不得不感叹大师也是凡人，有不可在理性层面言说的精神幻象。在齐泽克的自然联想里，中国的图景尚是奥威尔式的。殊不知，作为全球化体系内为资本主义提供最强劲动力的“大中华区”主体，中国，至少是生产“穿越文学”的白领网民的世界，早已是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是继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之后在学术界广为流行的理论著作，因其笔法通俗，影响范围更广。中国理论界已经过了单纯追赶西方理论时髦的时期，某种理论的流行背后都有其现实动因。和发达资本主义一样，“启蒙的绝境”和“娱乐至死”也是今日中国人深层的精神困境和文化恐惧，只是这个“美丽新世界”更具中国特点而已。理想幻灭，问题还在，梦早醒来，却无路可走，只能在遥看华尔街的繁华热闹和抗议热闹之余在纸上“穿越”，这就是包括“穿越小说”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学诞生的现实语境。 一、一“穿”回到启蒙前 网络文学的兴起与主流文学的衰落同时发生，其间既有生产机制的分庭，也有审美原则的抗礼④。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居于主流文学地位的一直是启蒙话语支撑的精英文学，虽然其读者数量一直不敌通俗文学，但始终如一个大“超我”般傲然挺立，牢牢把握着文化领导权。通俗文学也习惯于伏低做小，并以登堂入室为荣。因而每一次张恨水、金庸等通俗小说大家被写进文学史，都会是一场“文学革命”。 而网络文学啸聚山林后，却不再买主流文学的帐。在经过一小段“文青”时期后，中国的网络文学没有如欧美那样走上“超文本”的实验之路，而是被资本席卷着成为类型化通俗文学一统天下的“快乐大本营”。“爽”⑤是这里的唯一王道。对于主流文坛提升思想性、艺术性的询唤规训，网络文学的态度基本是表面应付，骨子里不予理睬。之所以如此桀骜不驯，本质原因还不在于网络文学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媒介，而在于启蒙话语解体后，精英文学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精英文学的伦理基础是，揭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改造世界，让人们更好地生活，更合理地做人。网络文学的回答是，既然世界不可改变又如此痛苦，为什么不能让我爽一点？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超我”崩盘，“本我”贲张。网络文学正是一个承载白日梦的巨大容器，一个满足欲望同时又生产欲望的幻象空间。特别是那些广为流行的作品，不但投射了当下中国人最核心的欲望和焦虑，更为大量尚处于潜意识状态的弥散欲望赋形，用齐泽克的话说，“正是幻象这一角色，会为主体的欲望提供坐标，为主体的欲望指定客体，锁定主体在幻象中占据的位置。正是通过幻象，主体才被建构成了欲望的主体，因为通过幻象，我们才学会了如何去欲望”⑥。网络文学不是通过粉饰现实，而是通过生产幻象来建构现实，通过锁定欲望并引导人们如何去欲望，来替代已经失效的精英文学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打量“穿越小说”。虽说网络文学让一切被“新文学”压抑的旧文类都得以复活，但“穿越小说”可算是网络文学的一大发明⑦。21世纪中国网络文学的作者和读者，为什么如此钟情于“穿越”的故事？“男穿”⑧的原因似乎还比较显见(出于种种禁忌的原因，大国崛起的梦想和有关现代性制度变革的讨论需要放置在一个有距离的古代空间)，那么“女穿”呢？为什么杜拉拉(《杜拉拉升职记》)和乔莉(《浮沉》)们的言情故事要投放到古代那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子身上？为什么她们的言情和“宫斗”、“宅斗”(折射着现代职场斗争经验)结合得那么紧密，以致后者压过了前者？齐泽克在谈到传统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被现代小说取代时，提出了一个特别有启发性的洞见：要探测所谓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变迁，最为简易的方式就是密切注意，某种艺术形式(文学等)何时变得“不再可能”，并探讨其原因⑨。以“清穿”⑩为代表的“穿越”言情小说的出现使哪一种传统言情叙述变得“不再可能”？换句话说，相对于传统言情小说的叙述模式，“穿越”言情产生了怎样的变体？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时代精神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