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及南北两地左联，其差异常被提起：上海左联多知名作家，北方左联“多数是大、中学校的青年教师(如潘训、张喆之等)，而占最多数的则是大、中学校学生中开始从事文学写作的(如：于伶、宋之的、端木蕻良、王瑶等)”，“这群学生居多数的盟员，就组成了北方左联”。①此中透露的历史信息是，在北平这个城市，中学生和中学校园是左翼文学运动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文艺群体和文化空间。但北平诸大学里有哪些左翼教师、哪些学生团体、哪些刊物，所记材料还不能算少，上述回忆中列举的学生就全是大学生；而左翼文学运动与中学校园的联系，则被一笔带过，难知其详。在左翼文学的历史图景中，包括普通中学、师范与职校的中等学校与中学生是怎样的存在，值得考察。 结社与办刊：中学生文艺团体及其精神空间 从最初的筹建到以后活动的展开，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都与这座城市的中学校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聂耳主持的“北方乐联”成立大会是“借西四北面一教会女子中学二楼的教室做会场。这天从门口到楼口，都布置有女学生警戒”；②“平津木刻研究会”和“北平美联”可以说发端于艺文中学，许崙音、唐诃、金肇野等左翼青年不但让在该校任教的国画大家王青芳拿起木刻刀，自号“万版楼主”，北方左翼美术界的盛事“平津书画·版画联合展览会”、“木刻讲座”也都首发于这所中学。许崙音病逝后，熔炉社、平津木刻研究会、《庸报·另外一页》、《华北日报》艺术周刊社、北平漫画协会等革命文艺团体发起的追悼会亦是在艺文中学举行；北平左翼戏剧团体“呵莽剧社”和“新球剧社”的“演员多半是今是中学的师生”，剧社的负责人中陶也先和魏照风为该校学生，俞竹舟则是该校美术教师，而中学生陶也先同时也是“北平剧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③；“担负北方全部分的文化斗争的任务”④的北方左联在外地的分支机构中，较多被人提起的是天津支部和保定小组，而天津左联的缘起与中心无疑是南开中学，重要的参与者还有女师、甲种商业学校和中日中学等中学校园里的师生；至于保定，也常被看做一个文化城，时人也如此谈及这个小小的古城：“学校和学生在保定是占重要地位的。而所谓学校，也就可以说即是中学”，尤其是第二师范，“学生多注意于社会问题，造成了共党的大本营”。⑤也因此，保定左联小组中，徐盈在农学院读书，但与申春忆及当年左联旧事，他说“当时左联活动的中心不在农学院，而是在保定第二师范”。⑥梁斌在保定并未参加左联，但当时也是一位热衷革命文学的文艺青年。晚年他曾忆及保定二师的左翼文学活动：“1932年秋，第二师范曾成立了几个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世界语学会”，而且，“那时，青年人爱三五个志同道合的自己出钱办个刊物，在小书摊上代卖，也有自己拿着串斋卖的，一边走一边喊：‘九大枚一本……’”。⑦梁斌的回忆道出了1930年代中学校园里的文学风气，以及左翼文学在这一文化空间兴起与展开的主要方式：革命文艺青年的结社与办刊。梁斌所谓“志同道合的自己出钱办个刊物”也可看做以刊物为中心的文艺社团。保定二师的社团名称也颇具时代特征：1930年代的左翼学生社团多称为读书会、研究会或学会。 现代中国的文艺青年结社乃时代风气，而中学校园里文学社团的兴起自有其独立因由。1935年2月到3月，在《北方日报》副刊《长城》上，曾有一次规模不小的“中学生文艺论战”，参与者多为中等学校学生。在文艺对中学生有益还是有害的问题上，论战双方针锋相对，但有两点认识却颇为一致：一是“一般中学生都爱好文艺”；二是“怎样将正确的文艺传导于中学生呢？”对于这个问题，双方答案完全相同。北方左联下属团体泡沫社的张腾和乃光如是说：“诸君都以为唯一方法是在学校里组织文艺研究会，而使国文教员指导之”；“中学生应联合爱好文艺的同学自动的组织文艺研究的团体”。⑧ 激进的中学生虽与校方多有矛盾，但他们对社团的诉求应该说普遍得到了掌校者的支持。论及现代大学，时贤常表彰蔡元培以大学校长身份“花那么多心思和时间在关心、支持学生社团”。⑨其实，民国大学校长、教授参与中学教育者颇多，大学教师也常兼职中学，在许多观念上大学与中学其实颇为相通。至少在支持学生结社方面，中学与大学似乎倒并无“根本区别”。南开校长张伯苓是南大校长，也是南中校长，是我们说明这一问题的好例子。张校长“对于学生课外组织、团体活动，无不协力赞助，切实倡导”，将张校长所指的学生，理解为南开学校之所有学生——大学生与中学生，应该不算过分。之所以如此支持学生结社，是因为在张伯苓看来，“国人团结力薄弱，精神涣散，原因在不能合作”、“识有个人，不知团体”，因此“鼓励学生自动组织各种社团”，目的是培养学生“通力合作，团结负责”的习惯与精神。⑩中国的教育家以“教育救国”为嚆矢，中学校园里的外国校长虽然与之教育理念并不完全相同，但同样鼓励学生课外结社。自1919年始在教会学校育英中学任副校长达三十年的美国人ErnestT.Shaw，从学生兴趣和锻炼学生“自动工作”的角度谈论学生结社的意义。在他看来，“无论如何精心设计安排，课程都远远无法满足学校内众多学生的兴趣”。比起课程与个人，课外的“社团更有助于学生发展自己独特的兴趣”，因此“学校采取鼓励学生结成正式或非正式社团的政策”。(11)自1929年至1948年，育英中学每年出版一册年刊，每册《育英年刊》中所记载的学生社团都有二十余个，而且这还只是校方组织或支持的“正式”社团。 鼓励学生结社不仅是中学掌校者的教育理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支持。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等学校训育实施纲要》第七条规定：“指挥组织学生自治会及其他各种集会，以训练青年四权之运用。”(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