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2)02-0021-09 中国小说在晚清与“五四”分别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变革。两次变革的结果是结束了古典小说在中国文坛上的统治地位，形成以现代小说为主体的发展格局。但是，这两次变革无论是变革的方向、路径、方式和手段，还是对中国小说发展的作用、影响，都既有一定相近之处，又有很大区别。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对深化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认识，对考察近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机制、规律和特点，对加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的内涵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如果从变革的最初动机来看，晚清与“五四”这两次小说变革有着非常相近之处，那就是它们都以“启蒙”作为文学变革的旗帜，把启蒙主义作为小说变革的原初动力。1897年严复、夏曾佑合写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发表，可以看作晚清小说变革由零散的创作试验走向明确的变革运动的标志。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把这场变革运动推向了高潮。在谈到晚清小说变革动机时，严复、夏曾佑和梁启超都把它归结为“启蒙”。严复、夏曾佑认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1](P17)梁启超更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P50)小说成为启迪民众、改良民族精神、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类似的论述，我们在“五四”初期的小说变革言论中也可以看到。罗家伦曾针对古典小说过于追求娱乐性、可读性而缺乏启蒙精神的现象，认为小说变革的首要问题在于启蒙精神的注入：“所作的小说，不可过于荒诞无稽，一片胡思乱想，既不近情，又不合理。因为小说一件事，并非消磨他人岁月，供老年人开心散闷的。小说第一个责任，就是要改良社会，而且写出‘人类的天性’来！”[2]鲁迅后来也曾从启蒙角度肯定自己当初创作小说的动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3](P512) 虽然“启蒙”是晚清与“五四”两次小说变革的共同起点，但是这两次小说变革的终点却有着很大不同。晚清小说由启蒙而走向了媚俗，其启蒙的精神基本上被淹没在政治说教、艳情游戏、搜奇猎异等功利化、世俗化、商业化的喧嚣波浪中，最终没有能够冲出古典小说的藩篱。“五四”小说则不同，从这里诞生了第一批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可以称之为“现代小说”的作品，为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以往小说的新的小说形态，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那么，为什么两次小说变革有着共同的起点，却有着不同的归宿？它们的变革到底走过了什么样的不同路径？在这其中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历史因素和机制导致它们产生不同结果？ 对两次小说变革的这一不同，以往人们习惯于用渐进性、连续性或阶段性的理论来解释，认为晚清小说和“五四”小说是近代以来中国小说变革的两个具有连续性的阶段。晚清与“五四”既有一种时间上的承递关系，更有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正是在晚清小说变革运动的基础上，才有了“五四”小说。有的海外学者更是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甚至认为晚清小说是比“五四”小说更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小说，只不过这种“现代性”被压抑了，“五四”小说不过是晚清小说的继续，而且其变革的“现代性”程度还不及晚清。“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中国(小说)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匆促而窄化的收煞。”[4](P17)我认为，这样一种观点只是强调了两次小说变革的相近之处，而没有真正区分它们变革性质的不同，因而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文学批评家张定璜先生就曾比较过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之间的区别。他拿鲁迅的《狂人日记》和章士钊的《双秤记》、苏曼殊的《绛纱记》、《焚剑记》作了对比，认为鲁迅的这篇小说同章、苏的小说显然不属于同一种小说艺术形态。对此，他形象地描述道：“《双秤记》等载在《甲寅》上是1914年的事情，《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在1918年，中间不过四年的光阴，然而它们彼此相去多么远。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双秤记》、《绛纱记》和《焚剑记》里面保持着我们最后的旧体作风，最后的文言小说，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最后的中国人祖先传来的人生观。读了它们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5]张定璜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批评家，作为当事人的这种亲身感受，我们是不能忽视的。那么，既然晚清与“五四”的小说变革都起因于“启蒙”，为什么晚清就没有像“五四”那样实现小说形态的最后变革，产生出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小说”呢？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从“启蒙”与小说的关系说起。 从小说发生的历史来看，小说与“启蒙”并无必然的内在联系。中国的小说起源于“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稗官传统，属于民间私语的话语系统，并不担负着社会意识形态再造的功能。而启蒙则是一种面向社会公众的意识形态再造行为，其合适的话语方式应是政论，不属于民间私语的话语系统。无论是晚清还是“五四”，“启蒙”与小说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联姻。尽管梁启超曾利用“启蒙”理论将小说抬到“经国之大业”的高不可攀地位，但在晚清时期，小说的稗官传统和民间私语性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对小说变革来说，启蒙主义无疑是一种来自于文学外部的动力。这种动力如果不同小说内部的变革欲求和机制相结合，不从思想追求转化为一种自觉的文学追求，便不一定必然导致小说形态的变化。“启蒙”如果想通过小说内部的变革，达到小说形态的转换，必须通过作家创作心理机制的自觉变化，形成话语系统的转变。在这个问题上，晚清小说的变革者们普遍缺乏来自小说内部的变革欲求和自觉的文学追求，他们只是把小说当作了实行“启蒙”的手段，变革只不过是在小说的外部展开，而没有真正回归到小说自身。这就导致了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具有不同的价值指向和变革路径，也造成了它们变革结果的不同。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文本。这部小说将小说体式与政论话语极不协调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文体”[6](P2)的小说怪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