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2)02-0001-06 思想性是文学生命力的重要指标，一部文学作品是否能打动人心、流芳千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是否深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面对强大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作家们开始向世俗化的现实生活倾斜，文学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失去了思想这根脊柱。而文学的思想性，曾被雷达先生誉为“文学的钙”，思想性的流失必然导致文学的无力。因此，重塑文学的思想性，已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艰巨任务。 一、“思想的滑落”：从“崇高”到“凡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可见文学的兴衰与时代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都使中国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消费文化的盛行，更是让其固有的商业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对文学创作造成了冲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文学开始出现了向“物欲”倾斜的迹象，原本那种理性的智慧以及形而上的哲理品格变得模糊，文学的思想性在当下的消费社会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自古以来，西方哲学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经典发问中不断完善，而文学也应当是在作家对自身的生存与人生意义的追问中不断完善的。所以，文学的思想性，更多地体现为对存在与意义的发问，特别是对人与人性的深刻洞察与发现更有益于对文学思想性的提升。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主要是对群体文化精神特征的思考，主要表现为对群体的一种观照，其思想性体现为对崇高的追求，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进行深刻的思考，在精神上予以观照。例如，柳青的《梁生宝买稻种》，其中通过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来表现在当时的社会中所崇尚的“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也是享乐”的革命精神。王安忆借中国淮北一个僻远、贫困、几近乎静止状态的小村庄，来审视传统文化的自救力问题的《小鲍庄》，还有张贤亮的《灵与肉》、谌容的《人到中年》等作品都包含了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表现为一种“崇高”的思想性。但到了新世纪，文学开始从高高的“神坛”上走下来，将以往对国家、民族、历史等宏大概念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寻常百姓的身上，进而强调人的感情和欲望，突出平凡世界中的凡俗人生。而产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在无形当中促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疏远。人们在认识彼此、认知自我时感到茫然和焦虑，这种心理上的变化使人们开始回到人本身，重新来关注人、认识人。 然而，新世纪近十年的文学对人的关注大都浮于生活的表面，不仅缺乏敏锐的洞察力，而且难以打动人心。尽管新世纪近十年来中国小说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小说写作也明显表现出对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的关注，但是在关注“凡俗生活”的过程中文学的思想性却逐渐地被忽视。特别是当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了“底层”、“打工”、“讨薪”、“弱势群体”、“农村”、“留守”等关键词的时候，很少有作品可以真正让读者走近它们，走进这些处于底层的平凡人的内心世界。它们的存在似乎只是热衷于展示平凡生活的表层，只是为了追逐当下写作的潮流。另外，由于对“底层”缺乏真正的了解和认知，有不少底层文学在表现现实生活时往往视角单一，在情节的设计上也缺乏新意。以表现乡村生活的作品为例，一些作品常常会展现乡村权力的角逐倾轧，作品中充满了心计、手腕、圈套和阴谋，梁晓声的《民选》、尚志的《海选村长》、曹征路的《豆选事件》、秦人的《谁是谁的爷》、荆永鸣的《老家》、陈中华的《七月黄》、燕华君的《麦子长在田里》等作品都不同程度上描写了乡村政治权力的争斗。这些小说在对乡村权力争斗的刻画中，往往止于对问题的揭露，而不能站在新的角度上反思乡村政治的现代性转化问题。而且这类乡土小说构建叙事情节与塑造人物形象通常的做法就是：作品中乡村权力的拥有者，通常借助权力满足自己欲望(金钱、性)，权力的占有者把欲望得以满足作为自己占有权力的前提。这种做法已经成为描写乡村问题的惯用手法，毫无新意。 另一方面，新世纪底层文学中也常常展现城市与乡村的隔阂与对立，主要表现在乡村想要融入现代化的城市时所产生的一种痛楚。这种痛楚被善于吸引读者眼球以此获得市场卖点的人利用使之成为作品叙事的内核，并一次次将这种痛楚放大。例如，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写乡下人李四的孩子进城后失去了良知，泯灭了人性，逼死了曾视自己为“麦田”的老父亲李四。李佩甫的《城的灯》中，农村青年冯家昌在城市里受到利益的诱惑，学会了各种权术交易，抛弃了几乎为他奉献一生的刘汉香。王祥夫的《一丝不挂》，写两个民工因被拖欠工资，而持刀逼迫欠债的老板脱光衣服，赤裸着身体开车，最终不幸死于车祸。这些进城农民在精神上的扭曲，似乎都是城市惹的祸。还有陈应松的《太平狗》、《马嘶岭血案》，曹征路的《霓虹》，于晓威的《厚墙》等，都非常典型。对此种在文本中不断放大各种苦难的现象，贺绍俊先生批评为“已经变异为一种‘恶意软件’，它强制性地设置为文学的‘主页’，贪图轻松的作家自然接受了这样的‘主页’，因而在他们的小说里缺乏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