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后，上海研究成为显学，有对中国现代性起源的1930年代“上海摩登”的发现，也有对1920年代左翼文学乃至195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另一种上海摩登”的再解读，“上海热”成为知识界认识当下中国的一个装置，其中1950年代的上海因其现代性的交叉性逐渐引起关注。目前已有学者在诸如时代的断裂和文化的延续，以及在具体的报刊研究领域(如小报)对这一时期独特的文化转型做过有意义的研究。研究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文化改造是一个绕不开的领域，上海的文化改造是否仅仅是工商业改造的附属部分？改造是否打压了上海的传统现代性？上海文化是否仅仅因其处于新旧之间的“过渡性”和边界性而呈现丰富性？在这样的问题域中，不仅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动性和独特性被忽略，而且“文化”对于铸造新国家的重要意义也被弱化了。上海文化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既不同于解放前，也不同于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的灵活性。本文试图从文化治理的角度，讨论1950年代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践中对地方性的改造，通过对这一独特的文化治理方式的讨论，考察新民主主义处理资本主义的独特经验。 一 禁与劝：地方性与现代性的转换 为了配合上海解放后的顺利接管，地下党在解放前夜曾编《上海情况》，其中涉及新闻界出版界的调查资料。接管前中共领导也高度重视，周恩来就不止一次的约见军管会成员，交代上海文化是全国的“半壁江山”，情况复杂，政策性也很强。军管会由军代表、联络员、工作员三人组成。如是先接后管，则一般只派一个联络员，单位自己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负责清点财物。军管会下设文管会，夏衍总负责，办公地点设在霞飞路原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后来搬到汉口路和九江路交界的一家停刊了的报馆。具体分工是：范长江接管新闻、广播、出版，钱俊瑞接管教育，夏衍接管电影，成员有：于伶、黄源、陆万美、钟敬之、向隅，还有早就在上海做接应工作的唐守愚、姜椿芳、徐韬等。军管期间期刊登记工作依据军管会报刊杂志通讯社暂行办法执行，文化出版登记申请时要写明店名，地址，主要负责人职业、过去和现在的政治主张以及与各党派团体的关系，资金来源，审核通过后发给临时登记证。 按照《共同纲领》规定，私营文化企业不可以没收，政府短时间内也没有能力全部接收。况且多数私营企业在解放前夕都已“负债累累”，接过来只会背上沉重的包袱。比如接管申报馆，因为有部分国民党官僚资本，军管会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就接管并没收了这个资深报馆，将它改造成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联合机关报，并以延安时期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冠名。解放日报采取了公私合营的方式，因为剥离的只是其股份中的官僚资本。对正中书局、中央日报等完全是国民党官僚资本和官僚文化的机关则全部没收。军管会也没有将查禁和关闭旧行业当作日常工作手段，而是采取合乎实际的合作方式。据统计，当时仅关闭旧戏院一项就会造成30万旧艺人失业。此外，在对文化市场尚未完全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查禁也很难奏效，往往适得其反，查得不好，等于是劝，官方对一本书或者期刊的查禁反而成了促销广告。所以对于已经在市面流通的出版物，只要不反动即可流通。从1951年到1956年间，上海市人民政府也曾对反动淫秽荒诞书籍先后进行了五次处理，前四次查禁都是失败的，且规模不大，也曾试图收回市民中的反动图书，但收效甚微。书籍一旦流入民间，想再收回，难度可知。对于刚从战火中恢复生产的、脆弱的私营文化企业来说，先鼓励其开张生产，再慢慢改造。1950年8月，军管会曾要求出版机关送交全部期刊，以供审查，但也只是例行公事，审查并不严格。对于私营出版的书，甚至不事先审查。直到1951年11月，如何查禁图书期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和制度，“一种出版物往往甲地禁售，乙地仍然在流行”，为避免地方部门过于严格的查禁，影响私营出版的生意，出版总署1951年底甚至收回查禁权，此后查禁有严重错误的书刊，必须经总署批准，出版总署党组书记陈克寒还就一度乱查乱禁向中央做书面检讨①。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中，私营企业因此获得了很多优惠并有所发展，为担心企业倒闭引起经济动荡，对有些书店因时代变迁和政策问题导致书籍滞压，国家甚至采取贷款和投资入股等形式予以资助，很多解放前负债累累的私营企业也因此希望通过公私合营转嫁债务或拿到公家的贷款或股金。在这段被认为是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蜜月”时期，私营出版能力没有下降，反而回升，1953年上海私营出版能力竟然占到60.9%，再除去公私合营的26.9%，纯粹国家公营的出版企业仅占12.2%。 老上海的出版模式是书店发行的营销模式，因此对于期刊发行的审查和对私营出版社的改造又结合在一起。私营书店有自己成熟的书局式发行渠道，随着1956年新华书店将图书发行网络延伸到县、乡，私营书店合办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也顺理成章合并到新华书店的网络中，早期私营书店自足的书局发行体系逐渐失去了活力，但在发行上，由于私营出版社给的利润高，新华书店更喜欢进他们的书。在改造书局营销模式中，最典型的就是改造商务和中华两大龙头出版发行系统。解放前商务和中华除了出书，均同时经营几十种杂志，解放前夕，中共中央曾就上海的期刊问题对上海市委做如下批复： 对商务中华十种刊物可以逐步分别审核批准，不是只批准与先批准《东方杂志》和《新中华》，而是先批准一些政治上较单纯较不重要的刊物，例如《新儿童》、《小朋友》、《中华英语》等，这些刊物只要不反动，是没有理由不许其继续出版的……总之商务中华无论何种刊物，因其销路广影响大，均应注意其编辑人员与编辑方针……我们不要以党政名义介绍进去参加编辑，但他们自己找到左翼的编辑或请左翼的文化界介绍编辑，则应在实际上予以赞助。② 可以看出，出版社1930年代一直发行的人文类杂志和娱乐性期刊均受到限制，只允许出版意识形态不太强烈的和书店营销关系不大的自然科学类杂志。1949年2月国家成立出版委员会，三联书店的总部从上海迁移北平，此后接连被迁来的时代出版社和鲁迅编刊社合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商务印书馆、地图出版社、平明出版社、大公报社等。1953年全国核准的26家私营杂志社中，虽然上海仍然最多，但多为化学、机械制造等被认为“政治上较单纯”的刊物，以服务建国后以生产型为特色的这座重工业基地。上海文化的地方性风格至此已发生改变。 但这改变并不意味着文化地方性的消失，关于上海办报，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就给党中央并转华中解放区负责人电报指示：尽快去上海办报，将去上海办报当作一件迫切的大事。电报要求“以群众面目出现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并指出“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无不需要”，毛泽东看到了上海在今后和平时期的“第一重大意义”，所以“务必下最大力量经营之”。③要求办“以群众面目出现的报纸”，则既充分地要求普遍性的文化领导权，又要求有地方性的喜闻乐见的形式，显示着文化治理上的既硬又软、既政治又文化的治理方式。可是群众面目的报纸是什么样子呢？对于有成熟的文化消费趣味的上海，延安经验还没有产生出提供给城市“群众”/市民成熟的办报方式，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报刊不断调整整顿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