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教书，经常会面临这样热切的提问：怎么做学问？有哪些值得推荐的理论？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最好？其实，学者治学，除了基本训练，还与个人的知识、心境与阅历联系在一起，关键是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因此，与其贩卖某种现成的理论或方法，还不如学会阶段性地回溯自己的学术历程，反省其得失成败，这样，对自己、对友人、对学生都更有启示。 1982年春，我大学毕业，进入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念书，到现在恰好三十年。前半段目标明确，专攻小说史及散文史；后半段则显得有些凌乱，主轴是研究现代中国学术，先后在北大出版社刊行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作为学科的文学史》(2011)等，此外，还关注大学、都市、图像、声音。如此四处出击，犯了兵家大忌——打仗的人都明白，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为什么这么做？除了兴趣广泛，不愿被现有的学科疆域所限制，再就是为了我指导的研究生。他们中有的从本科三四年级就开始听我的专题课，听了七八年，要让他们每回听讲都有收获，不容易。再说，好题目是做不完的，个人精力有限，将自己感兴趣的、正在思考的题目介绍给精力充沛、更具创新意识的学生，说不定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这也是今天演讲的目的——并非讲述完整的故事、介绍无懈可击的思想体系，而是谈论我自己感兴趣的若干课题，希望有人接着做。 先说两句闲话，权当开场白。阅读、理解、阐释“现代中国”，不要说文化传统迥异的他者，即便生于斯长于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典籍丰富，内部结构复杂，使得你很难“一言以蔽之”。原北大副校长、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半开玩笑说：如果在国外有人问你，你们中国有没有这种语言现象，你尽管说“有”；回来仔细找，肯定找得到。相反，回答“无”则是很危险的，因为哪个犄角旮旯都可能冒出一些你预想不到的东西来。一句话，中国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你我的想象，作为研究者，必须随时准备接受新的挑战。 面对如此纷纭复杂的“现代中国”，该如何解读？传统的人文学者，偏重于文字及书籍。而实际上，“声音”和“图像”在传播知识、表达情感、影响人们的思维及审美方面，起很大作用。当下的中国人，每天接受的信息——我说的是信息，不是知识——百分之七十来自图像及声音。在学校里，“阅读”依旧是主课；可走出校门，书本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对于擅长与《诗经》、《楚辞》、《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对话的中文系师生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当然，这里有时代的差异，但眼光及趣味是相通的——即便讨论“古典中国”，我们也无法完全回避图像与声音。至于“都市”与“大学”，二者更是密不可分。念中文系的人都知道，都市生活和文学生产、文学潮流、文学教育等息息相关。倘若将“大学”、“都市”、“图像”、“声音”视为四个关键词，交叉配对，必定产生很多有趣的话题，比如：不同媒介如何表现都市生活、大学课堂怎样被学生追怀、晚清画报中的北京与上海、文学史上的都市记忆等。 以下就借助这四个关键词——也可以说是研究思路，依次展开有关“现代中国”的想象。 第一个关键词：“大学”。前年春天，北大出版社刊行“陈平原大学三书”。无论是《老北大的故事》(增订本)、《大学何为》，还是《大学有精神》，都不是空论“大学精神”或“大学理念”，而是追踪晚清以降的“大学史”。这三本书，收录了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所撰有关大学的文章。在我看来，“大学”乃20世纪中国知识生产及传播的关键一环，值得认真辨析。最近这些年，中国政府让重点大学的校长们轮流到耶鲁大学接受培训，听美国人讲大学理念及管理经验。让校长们开阔眼界，这很好。可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让校长们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从古代中国的书院，到晚清以降的大学，都有值得你我认真品鉴的功过得失。我之所以从“文学史”跳到“大学史”，除了求知的愿望，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那就是让中国的大学生、教授、校长乃至官员，理解中国的大学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让21世纪的中国不再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在座的大都是大学生或研究生，谈这些，可能觉得有些遥远。其实不然。大学由三种人组成——学生、教授及校长为代表的管理层，三者的学识、阅历及立场有很大差异，但共同构成了大学的整体形象。其中最愿意倾听历史的足音、体认大学的传统的，是大学生。因此，所谓“读大学”，除了接受专业训练，更重要的是在校园里得到精神的熏陶。最近几年，我在好几所大学讲《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效果极佳。其中提到：“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明天下午，我将在“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提及河南大学抗战期间的几次迁徙。从嵩县潭头到淅川荆紫关，再到宝鸡石羊庙，最后胜利回归开封古城。河大的这段经历，当事人刻骨铭心，后来者也必须认真体会。我谈“大学史”，不同于为本校评功摆好的“校史专家”，主要目标是叩问何为大学、大学的功能及定位、今日中国的“大学之道”是否平坦、有无进一步提升的可能等等。当然，思考大学的命运，也与我从事现代中国文学史及学术史研究密切相关。 我最早关注大学史，是在1994年初春，那时，我在东京大学访学。学现代文学的大都受鲁迅影响，习惯用一种冷静、审视的甚至有点挑剔的目光来面对这个世界。刚好买到一本《东京大学百年》图册，马上想起一个严峻的话题——太平洋战争期间，东京大学把很多学生送上了前线，这段历史该如何书写？这么追问，不是故意揭人家的伤疤，而是为了反省北大百年的光荣与梦想、失落与彷徨。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是校庆纪念刊，凡在校生编的，都以批判为主；凡校友编的，全是怀念文字。这点，国内外大学都一样——听校友说，都是一枝花；听在校生说，则一塌糊涂。二者都有其合理性，作为研究者，你需要“兼听则明”；而且，还得有超越校史的大视野。
